中国现代史纲要

前言

中国现代史始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持续至今，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可以分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1978－）。

本文第一章“解放战争”介绍了中国现代史的前奏——解放战争（1945－1949），第二章“新中国的建立与巩固”、第三章“社会主义革命”介绍了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49－1956），第四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介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第五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第六章“改革开放”介绍了徘徊时期（1976－1978）与改革开放前期（1978－1989），第七章“政治风波与经济改革”、第十章“21世纪的中国”介绍了改革开放后期（1989－）至今；
第八章“一国两制”简要介绍了二战结束后香港与澳门的发展（1945－），第九章“海峡两岸”简要介绍了解放战争后台湾的发展（1949－）。

解放战争

和平谈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已是满目疮痍，中国人民普遍厌倦战争，渴望和平。
中国民主同盟最先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随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纷纷发声，表达了对和平建国的渴望。

1945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雅尔塔协定中的条件，而苏联承诺不给予中共援助，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接受的条件

1. 维持外蒙古现状
2. 大连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
3. 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4. 通往大连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的公司经营

中国在条约中承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并规定了外蒙古以公民投票方式实现独立的途径。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独立公投，百分之百同意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除了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上，蒋介石（1887－1975）也受到了美国的援助。美国依据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的指示，形成了亲蒋反共的政策和立场。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命令国民党直属的部队受降并收复战略要地，但对中共的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原地驻防待命”。国民政府鉴于后方军队难以快速到达日占区，利用日本伪军临时“维持治安”，极大地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中共中央决定接受邀请。8月28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1883－1963）、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1890－1969）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8月29日，重庆谈判开始。谈判历时43天，国共双方同意召开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谈判中，中共作出让步，同意撤退南方8个解放区的部队以及将军队缩编到至少20个师，但就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10月10日，会谈双方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返回延安。

尽管在谈判开始前，双方公开表示在谈判期间实行停火，但实际上为取得更多的谈判筹码，双方军队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在谈判期间从未中断。双方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9月19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中共中央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打击和阻止国军向北推进，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因此，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抽调了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工作。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被苏军允许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维持沈阳一带的社会治安。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实际上打破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的约束。而国军由美舰运送准备登陆东北，苏联认为美国插手违反了条约规定，于是接近中共。为配合中共，苏军采取了各种措施，将从关东军缴获的武器移交给东北野战军，并拒绝国军在东北登陆。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阎锡山（1883－1960）派军进入晋东南进攻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寸步不让，利用南方局电台秘密指示刘伯承（1892－1986）、邓小平（1904－1997）发起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部队全部10个师。
《双十协定》签署以后，国共冲突仍未停止。10月中下旬，解放区部队连续进行平绥、津浦、平汉（邯郸）三场战役，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迟滞了他们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

因国内普遍不希望国共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内战，11月下旬，昆明西南联大等校的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罢课示威。12月1日，国民党军官总队闯入学校，其中一名军人突然向群众投掷手榴弹，炸死师生4人。一二·一事件发生后，昆明全市乃至全国学生纷纷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与游行示威。国际上，美英苏三大国也均支持中国和平解决内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停战，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1889－1990）与中共代表周恩来（1898－1976）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1880－1959）的调停下商谈，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签署停战令。
同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上国共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国民党强调军队国家化，要求中共交出军队，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统治；而中共坚持政治民主化，要求改组一党独占政府，保障人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国民党极力拉拢青年党，中共则争取了民盟的支持。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国民大会问题决议案、改组政府问题决议案和宪法草案决议案五项决议。

政协会议为和平建国带来了希望，但是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快就让国共关系恶化，希望化为泡影。
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举行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上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李公朴等人遭到殴打受伤。
2月，国民政府官员张莘夫从苏联接收抚顺煤矿未果，一行8人在回沈阳途中被不明团体杀害。中国民众举行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最后将矛头直指苏联，掀起了反苏运动。中苏关系因此迅速恶化，并使苏联最终倒向中共一方。
3月，国民党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默认了国民党右派对政协协议的攻击，决定修改政协已经定下的宪法草案，并为改组政府设置了障碍。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内原先的乐观与和平气氛荡然无存。

内战爆发

国民党接受东北的企图由于中共在东北力量的迅速发展一直未能如愿。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1898－1967）表示，在苏军撤退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然而到1945年底，中共进入东北并在东北扩军的部队已接近27万，远远超出国民党方面的估计。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1907－1971）任总司令，彭真（1902－1997）任第一政委。
3月13日，苏军全部撤出沈阳，当天国军进入沈阳，随后以沈阳为中心，向外扩张。3月下旬开始，国军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以长春铁路上的四平和沈安铁路上的本溪为攻击重点，这两地也是进入中共北满和南满根据地的咽喉要道。经过几番争夺，国军最终在攻下本溪后，于5月占领四平，并进入长春、永吉（今吉林省吉林市），与东北民主联军隔松花江对峙。
由于国军需要进行一定的休整，再加上全国舆论强烈反对内战的呼声，国民党被迫同意东北停战至6月底。但此时，大规模的全国内战已不可避免，东北冲突成为全国内战的导火索。

中原解放区地处鄂豫两省交界处，与中共其它根据地相距较远，处境孤立。6月26日，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以中原战事为起点，国军对中共各根据地发动了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面对国军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华东战场是国军全面进攻的重点之一。华东中共部队分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受以陈毅（1901－1972）为司令员的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指挥。7月中旬至8月下旬，粟裕（1907－1984）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战役中七战七捷。
在鲁西南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了定陶战役；晋北野战军发起了晋北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在长白山区进行了临江战役，与北满的军事行动合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这些战役中，中共军队先后取得胜利，打破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国民政府换取苏联的支持失败后，与美国的关系愈加紧密。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国民在彼方领土内居住、旅行、经商、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购置动产，进出口关税等方面，彼此享有国民待遇；缔约双方在进口关税、采矿、内河及沿海行船与通商、购置不动产等方面，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尽管条约形式上平等，实质上却并不平等。“互惠”实际是美国的单惠。这与其它的一系列条约保证了美国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和特殊地位。

1946年10月，国军攻克了华北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蒋介石立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至12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出席。
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因此这次大会又称制宪国民大会。《中华民国宪法》体现了三民主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规定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国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毛泽东在1947年的新年贺词中谈到：“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

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于1947年3月转向发动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陕北，胡宗南（1896－1962）率军突袭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部队统一编为西北野战军，任命彭德怀（1898－1974）为司令员兼政委，另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1896－1969）统一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支持战争。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临行前，毛泽东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展开了游击战，先后取得了青化砭、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8月，西北野战军基本粉碎了国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1947年初，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先后从苏北转移到了山东，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在山东，国军将华东野战军包围于沂蒙山区，游击战术始终无法奏效。粟裕提出以主力决战方式粉碎围攻，最终于5月在山东孟良崮取得了重大胜利，全歼“王牌模范师”整编七十四师。此后，国军开始全面从山东撤退。

在粉碎国军重点进攻期间，其它解放区也展开了局部反攻。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了豫北、晋南大片地区；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沟通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根据地。

国统区的危机

战事的不断持续使得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除了征收苛捐杂税，还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令法币急剧贬值。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官僚资本极度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于倒闭，城市失业人数陡增，广大农村饿殍载道，国统区陷入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黄金挤兑风波多次发生，国民政府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再加上支出的增加，国库中金银及外币不断减少。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由于肆意滥发，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令民间经济陷入巨大混乱。结果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已经贬值超过2万倍。1949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又发行银圆券，但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
国民党在战后接收中普遍存在的混乱与贪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批评，被百姓讽为“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车子、房子、金子、票子、婊子），民间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谚语。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党的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迫害”的口号。1946年7月，李公朴（1902－1946）和闻一多（1899－1946）先后在昆明被暗杀，激起了全国抗议的浪潮。
1947年5月中旬，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5月20日，南京、天津等城市学生举行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遭到国民党殴打。史称五二〇运动。5月下旬，武汉大学举行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决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的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军警到武汉大学校园内抓捕中共及民盟人士，使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对学生展开屠杀。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十余万名学生相继掀起了抗议运动，举行罢课以及集会游行。
1948年4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斗争与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进行的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国民党的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先后有300余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被中共称为第二条战线，得到中共的大力领导、支持和策动，使国民党在军事失利的同时，在其后方还要分散力量，疲于应付。
刚刚光复一年多的台湾也出现了麻烦。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取缔走私香烟，引起流血的突发事件。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大纲32条，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改革政治的要求。二二八事件是日据台湾以来台湾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这场群众运动正好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交织在一起。

土地改革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依照该法，政府应当从地主赎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然而这个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

与之相反，中共则在解放区大力推行土地改革。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已有2/3的地方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还有1/3的地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已经进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发展，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规定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彻底平分土地。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此后，各根据地又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倒向中共一方。

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于8月末进入了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挺进大别山。
8月下旬，陈赓（1903－1961）、谢富治（1909－1972）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到11月，两支大军先后完成在豫陕边地区和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蒋介石不得不将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1886－1976）、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这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林彪、罗荣桓（1902－1963）率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发起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狭小地区。
1947年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于是又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此前在3月23日，毛泽东已经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黄河，随后辗转进驻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生效，标志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但是此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濒临终结，而致宪政的实施有名无实。
1948年3月至5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行宪国民大会）在南京举行，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1891－1969）为副总统，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

位于中间的民主党派在是否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当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了国民政府所号召组织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民主同盟遂开除了中国民主社会党。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并展开制裁。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布公告，宣布解散。其他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亦遭到国民政府查封，禁止活动。
1948年1月，沈钧儒（1875－1963）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月，国民党也发生分裂，国民党左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战略决战

1948年8月上旬，蒋介石召开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此时国军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已经没有完整战线。国军不断失利，军事上、政治上信心逐渐动摇，失败主义在国民党中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从济南拉开。济南位置重要，在山东大部解放的情况下，济南已成孤城。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济南的攻击，于24日解放全城。济南战役的胜利，表明解放军已经具有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和攻克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能力，而国军经此打击，士气更为低落。

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开始于东北。毛泽东的部署是关门打狗，将国军封闭歼灭于东北。9月12日，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起辽沈战役，向被分割在锦州、长春、沈阳等孤立地区的55万国军发动进攻。
战役首先从南下攻打锦州、封闭国军开始。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军近9万人。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围困长春5个多月，城内缺粮严重，国军士气低落，百姓饿死者数以万计。锦州解放促使长春守军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
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后，立即合围并全歼沈阳出援锦州的廖耀湘（1906－1968）兵团，随后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1902－1983）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11月6日至22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围歼黄百韬（1900－1948）兵团约10万人，完成中间突破，取得碾庄战役的胜利。11月23日至12月15日，在宿县双堆集全歼由豫南远道而来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1904－1989）兵团约12万人，并在陈官庄一带合围杜聿明（1904－1981）集团所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约30万人，后歼灭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歼灭杜聿明部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之后，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到民国政府首都南京。

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之际，为不使国民党平津地区主力南撤长江或西撤绥远，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以及华北、东北军区地方部队共100万人，联合发起了平津战役。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从1948年11月起隐蔽入关，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先“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敌人的战略包围和分割，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动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1899－1992）三人组成以林彪为书记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天津守军拒绝投降后，1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
天津被攻陷后，傅作义（1895－1974）和他的北平守军20余万人已完全陷于绝境。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北平守军，同时也做好一切准备，谈判不成时，在尽可能保全文化古迹的前提下以战斗方式夺取北平。经过谈判后，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他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发表求和声明。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为适应和谈要求，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提出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主张，承认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另一方面企图加强桂系实力，保存长江以南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的谈判方针是阻止解放军过江，划江而治。
中共高度警惕国民党以和谈进行战争准备的行动，毫不放松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准备，但为了教育人民和社会各界，也为了避免战争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1月，解放军进行了统一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则直属解放军总部。至3月底，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至苏皖长江一线，第四野战军进至湖北长江一线，作好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香山。

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过反复磋商，中共代表团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国民政府代表团4月20日签字。然而，在李宗仁召集的桂系将领会议上，白崇禧（1893－1966）自认为凭桂系的势力还可以与解放军一战。20日，李宗仁指示国民党代表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东、中、西三路强渡长江，迅速瓦解了国军长江防线。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进入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国军闻风而逃。解放军紧追溃退中的国军，先后解放苏州、杭州，两路合围，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国民党在上海集中了陆海空三军20余万兵力，构筑了市郊、外围和市内多层立体防线，蒋介石亲临上海部署防守作战。经过了艰苦的城市攻坚战后，解放军于5月27日攻陷上海。

渡江战役前夕，发生了一次重大外交冲突。4月20日，第三野战军正准备于次日在长江镇江段发起渡江作战时，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护卫舰驶入长江，无视解放军公告的4月20日外国舰船撤离长江的期限，试图通过解放军预定渡江江段防区。解放军炮兵在警告无效后炮击紫石英号，英舰随即开炮还击。在炮战中，紫石英号挂白旗调头，但因舰长重伤船体漏水最后在镇江太平洲冲滩搁浅。史称紫石英号事件。此后，中英双方展开长达3个月的接触和谈判，但一直未有结果，直到7月30日紫石英号逃走。

解放全国

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分路向全国进军。

华北兵团负责山西及绥远战场。山西作为阎锡山长期经营之地，在解放军的长期打击下，到1948年底只剩太原、大同两座孤城。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后，经过4天激战，24日解放太原，全歼国民党守军，29日大同和平解放。绥远董其武（1899－1989）部作为傅作义的老部下，在中共的争取下，于9月19日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华北全境解放。

第一野战军负责西北战场。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随后，第一野战军于7月消灭胡宗南部后西进。8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解放兰州，并于9月解放西宁、银川。长期盘踞西北的宁夏马鸿逵（1892－1970）部与青海马步芳（1903－1975）部被消灭。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1892－1988）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1894－1989）相继通电起义。解放军迅速开进新疆，收编起义部队、接管政务，于1950年初将新疆全境纳入新中国管辖之下，新疆和平解放。

第三野战军负责东南战场。第十兵团于8月发起福州战役，解放福州；于10月下旬先后在福建漳州、厦门、金门组织漳厦金战役，成功攻克漳州与厦门，解放了闽南地区，但金门战役的失利让国军守住了金门。
第三野战军在舟山群岛也发起了战役。10月，解放军先后攻占舟山外围多个岛屿，但由于登步岛战役的失败，解放军未能攻下舟山本岛。重新思考战略全局后，解放军决定将对舟山的进攻由陆军单独完成改为陆海空三军共同完成。解放军抢修机场，并获得了苏联援助的飞机，夺得了制空权。1950年5月，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军，于是解放军全线发起进攻，解放舟山全部岛屿。

第四野战军负责中南战场。5月中旬，第四野战军胜利渡江，解放武汉三镇。随后，第四野战军分为三路追歼国民党军，包围长沙。8月4日，长沙守军起义。解放军于10月发起的广东、广西战役先后取得胜利，解放两广地区。民国政府迁往重庆。
1950年3月，第四野战军开始登陆海南岛，最终在5月解放海南全岛。

第二野战军负责西南战场。1949年11月初，第二野战军自湘西向贵州发起进攻，很快解放贵阳，从南面威胁四川。随后发起南泉战役，解放重庆。但在重庆解放前夕，民国政府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关押者进行了处决，其中以11月27日至28日凌晨对关押者的处决行动为最高潮，故得名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1895－1976）和云南省主席卢汉（1896－1974）分别宣布起义。次日，蒋介石一行自成都登机飞往台北。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控制地区最终仅剩台澎金马。大量黄金与文物都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运往台湾。12月27日，第二野战军解放成都，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基本统一。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立法机关的职权。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0月9日，毛泽东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定以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新中国的建立与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

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中，五星红旗升起，全场肃立；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
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开国典礼仪式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建国后第一次阅兵。
10月1日这一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与社会阶级状况而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前的一个过渡时期，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要素。新民主主义阶段从1949年建国开始，到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结束。

解放西藏与剿匪镇反

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待解放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噶厦决意保持独立状态。为解放全国，195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分四路进军西藏。3月7日，西藏噶厦派出的代表团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展开谈判。谈判破裂后，解放军于10月7日向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发起进攻，昌都战役爆发，藏军惨败。藏东重镇昌都的解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道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噶厦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同意解放军进入西藏，藏军改编为解放军，西藏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继续维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西藏政府应自动实行改革，中央不加强迫。10月，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解放后，噶厦与人民政府和平共存了一段时间，除昌都地区外，西藏仍在噶厦管辖之下。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中共中央此时集中反对帝国主义，暂时不反对封建主义。因此西藏仍然实行封建领主制度，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为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人民政府为西藏修路、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但不搞阶级教育，不提社会制度改革。
然而，人民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仍然冲击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1959年3月，藏区发生叛乱，藏族军民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解放军发动炮击平叛，拉萨藏军相继投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与噶厦政府高官出走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宣扬西藏独立。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宣布解散西藏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的民主改革迅速实施起来，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

尽管全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仍有大量国民党残余军事势力与土匪武装存在。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开展全国大剿匪。到1951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清剿股匪已逾百万。
同时，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10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胜利结束。这两项运动在政治上扫除了反动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稳定经济与土地改革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过去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里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为制止因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社会混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上海解放后，人民币在上海发行流通时遭到部分商界抵制。出于对过去金圆券等纸币的恐惧，国民开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贵金属，加上部分商人在这个时机抬高白银价位，令市场上白银和银币的价格开始非正常走高。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干预市场。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城市解放后也相继查封地下钱庄，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毛泽东评价银元之战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银元之战过后，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中央财经委员会在陈云主持下，部署在全国集中调运相关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
经此两大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一蹶不振，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在全国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当年，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同时，随着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的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
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会议决定的方针，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

解放战争时期对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得以在全国进行。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中共发动群众，采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政策，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到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

社会新风尚与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法律明确规定：

第一条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第二条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1953年，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全国广大妇女获得解放，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新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教育方面，新中国大力创办大中小学，普及基础教育，进行群众扫盲。医疗卫生方面，1952年提出了“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四项基本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旨在消灭寄生虫，通过改善环境和医疗条件来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参与运动。这样的医疗卫生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得新中国人民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大幅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进，形成了新中国高出生、低死亡的人口增长趋势。

在全国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过程中，各地党政机关内部暴露出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根据东北、华北地区所反映的严重情况，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刘青山、张子善在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因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生活腐化堕落，蜕变为大贪污犯，于1952年2月被判处死刑。刘青山张子善案被称为“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勾结而来的。因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发动后，私营工厂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工人是运动主力，工作组作指导。工人监督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兼有劳资代表的委员会，检查账目和税收。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这两场运动虽然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对部分地区产生了经济冲击，但这些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要求群众不出错，实际上就是拒绝人民民主。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独立外交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三条基本外交方针：

• “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之后再考虑建交
• “一边倒”：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根据以上方针，新中国于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天，即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先后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又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会见苏共总书记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次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这有利于新中国进行国内建设和应对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着手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最大，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收回了这三项权利，取消了外国在中国大陆的全部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1949年10月，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0年1月至9月，北京、天津、上海的军管会先后宣告收回或征用外国兵营。1950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务港务管理的指示》。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举进攻南部的大韩民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于6月27日作出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同时，美国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第84号决议，成立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对韩国国军提供支持，并在次日任命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为总司令。
在战争前两个月，朝鲜人民军占尽优势，三天攻陷韩国首都汉城，韩国国军以及美军不断后撤，到9月初朝军直逼釜山。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扭转战局，切断朝军退路，朝鲜陷入不利地位。联合国军决定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指出：“美军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国庆大会上也报告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进入朝鲜。同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1912－1994）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斯大林也向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中国支援朝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志愿军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将联合国军打得措手不及。12月31日，中朝军队全线进攻，突破联合国军防线，打响了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4日，中朝军队解放汉城，并渡过汉江，占领仁川，迫使联合国军全线撤退，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

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98号决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对抗联合国军，退出朝鲜半岛。次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形下，通过美国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中国呼吁美军停止侵略朝鲜，并决心将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
1月25日，联合国军在李奇微（Matthew Ridgway，1895－1993）的指挥下开始反攻，中朝军队开始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3月，中朝军队主动撤离汉城，并退回至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重占汉城。4月22日，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最终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双方相持不下。

1951年7月，美国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军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均被中国、朝鲜击退。在边打边谈下，双方构筑堑壕，并在上甘岭和金城等地展开拉锯。
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抗美援朝的胜利让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让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苏联也通过抗美援朝看到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尤其是与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在之后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并交还旅顺港。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社会主义革命

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战争可望不久结束，中国已具备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1952年11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开始直接管理企业经营活动，推行计划经济。中央人民政府还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主体就是国家工业化。

同时，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引起党和政府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给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种状况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把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来。
1953年8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何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在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实践，中共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原因在于：
一是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是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并已进行了初步改造；
三是已经积累了土改后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四是从国际环境看，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这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在面对现实问题之前，中共中央曾认为新民主主义将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农民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到了1952年9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面对当时的客观条件，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到15年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是否开始社会主义过渡，党内出现了一些分歧。刘少奇（1898－1969）提出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被毛泽东在会上批判。

一五计划

为准备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中国从1951年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一五计划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
工业化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中国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也就是156项重点工程（156工程）。这些工程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900余个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配套为重点，中国初步建起了工业经济体系。
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1956年7月，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解放牌载重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1957年10月，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喜报频传。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五四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是在1954年颁布，也被称为“五四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宪法确立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宪法还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13人为副委员长，彭真为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宣告结束。1954年12月，人民政协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肯定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五四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

根本政治制度与两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初步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

三大改造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稳步推进。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就已启动。在土改运动的同时，农民就开始建立互助组。互助组是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由于土地仍然是农民私有的，互助组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农村贫富分化的出现。1951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1910－1958）提出试办合作社，遭到了刘少奇等人的反对。然而毛泽东支持了山西省委的决定，于1951年9月亲自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山西的合作社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初级社中，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分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高级社中，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均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由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对农作物的需求大幅增加，出现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引发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经过反复权衡，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实行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接着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在工业化的压力下，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以至于出现了急躁的问题，追求政绩的官僚主义作风开始蔓延。很多地区合作社建立过快，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也没有对农民进行应有的说服教育。
应对这样的情况，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在毛泽东纠正问题之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迅速发展，私股分得的红利大都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以解决公私之间的矛盾；按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实行合营，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和平外交

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问题并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在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卓越的外交斡旋下，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并写入两国的协定。1954年6月，周恩来又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中，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使中美两国于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会谈。
亚非会议前后，中国迎来一次建交高潮。从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国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建交，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高饶事件与胡风事件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掌握技术和知识的党政文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在革命战争中立功无数的工农干部则处于弱势。社会主义改造使越来越多拥有专长的人被吸收入党，相当一部分资本家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入党，同时由于苏联模式的引进，一个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官僚集团在逐渐形成。在经济上，他们享有特权甚至贪污腐败；在政治上，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主义改革，任人唯亲，包办替代、命令主义盛行。党内由此出现了路线分歧，诱发了高饶事件。

为了遏制党政文官的包办替代，毛泽东倾向于让一度“靠边站”的军队干部平衡局势。其中，高岗（1905－1954）得到了彭德怀、林彪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刘少奇掌握党务大权后则提拔重用了一批和他长期接触的北方局干部，引发了许多南方干部的不满。饶漱石（1903－1975）尽管是刘少奇一手提拔的，但从南方调到中央后，也反对起北方的干部。于是，在党政文官与军队干部之间以及党政文官内部都出现了冲突。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准备即将开始的一五计划。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其中，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平起平坐，位高权重，远在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1953年2月底，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1909－1980）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彭真、安子文、刘澜涛都占居要职，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安子文私自拟定政治局名单的事情暴露后，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9月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激烈地批评安子文，并借此将矛头指向刘少奇。
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过渡要从现在开始。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1908－2007）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认为薄一波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高岗等军队干部在会议上尖锐地批评薄一波，实际上同样是在针对薄一波的后台刘少奇。饶漱石在会上的发言也很激烈。
到1953年6月，经过调整，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内政外交，高岗管经济计划的格局。进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岗开始积极散播不利于刘少奇的言论，私下找了彭德怀、林彪等多名高级干部。以高岗为代表的军队干部开始对党政文官发起总攻，希望获得一线的地位。12月中旬，邓小平、陈云（1905－1995）等很多干部陆续向毛泽东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此时对党政文官非常看重。尽管他希望用高岗来牵制刘少奇，但军队干部难以独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所以他并不支持军队干部对党政文官发起挑战。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段时间，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自然不会对高岗手软。在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通过，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但刘少奇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林彪、彭德怀等军队高级干部虽然与高岗同谋，但并未受到处罚。

胡风（1902－1985）打听到高饶事件的内幕后，认为当时主政文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07－1989）与高饶集团十分相似。胡风于1954年起草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转交给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对于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意见，将矛盾直指周扬。他认为，以周扬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胡风分析了建国后阶级斗争形势及发展趋势，指出文艺战线本应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作，而周扬等文艺领导却表现得极不得力。他预测，“阶级斗争正在同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
然而，他也由此与文艺界的当权派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利益冲突。在当时，毛泽东很难与文艺界的多数人翻脸，支持胡风这样的少数派。中宣部对三十万言书进行研究后，于1955年初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也批示，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批判胡风的运动。5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认定胡风为“反党集团”，并逮捕了胡风。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产生了这起从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后来被认定为冤假错案，于1988年被中共中央彻底平反。

高饶事件是军队干部与党政文官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冲突。胡风事件则是官僚斗争在文艺界的反映，最终以文艺界上层官僚的胜利告终。由于毛泽东此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够成熟，仍然依靠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文官和以周扬为首的温和左翼知识分子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所以毛泽东顺应了官僚的利益将他们打倒。然而，这大大削弱了左派的力量，不仅无法遏制官僚权力的进一步膨胀，还为日后文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为了官僚权力，以清除高饶、胡风集团的名义，发起了肃反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针对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开展肃清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到1957年底肃反运动结束时，全国共逮捕了21万余人，判死刑2万余人，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万余人。在肃反运动中，厂长的权力被缩减，中共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文艺批判运动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讲话确立了文艺创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向。同时，除了文艺创作，还有文艺界的斗争，“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说的就是文艺创作在客观上是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能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还广泛存在，这就需要文艺批判的斗争。文艺批判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引发的。
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演，它讲述清末山东的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依靠乞讨和当地乡绅的资助，开办“义学”，影片中还有一个失败了流亡到此的太平军作为“反面人物”。在影片结尾处，借小学老师之口说武训的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受到了热烈赞扬。然而，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一电影进行了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1914－1991）、钟惦棐（1919－1987）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最终由曾经热烈赞扬《武训传》的周扬给其定了性：“反历史、反人民、反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揭开了文艺批判运动的序幕，之后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俞平伯（1900－1990）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但是，一些人以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权威为由拒绝发表其批评意见。毛泽东了解后，要求将其登在最权威的《文艺报》上。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信中说：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随后，针对胡适（1891－1962）的激烈批判开始了。以郭沫若（1892－1978）和周扬带头，大批学者投入到了对胡适的批判之中，但这样一次批判仍然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八大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和对苏联经验鉴戒的基础上，报告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九　是非关系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业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报告强调，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报告提出，“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还要继续镇压反革命；一定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还在其它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会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也就是“十二年规划”。
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对艺术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学术工作主张百家争鸣”。

《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共八大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大会提出，“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

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强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总之，毛泽东认为，官僚集团同人民存在着矛盾，但还没有明确地要求复辟资本主义，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发动群众批评，通过民主解决。因此，需要实行“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通过发动群众的“大民主”，解决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
在党外，知识分子反应极其热烈，毛泽东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章伯钧（1895－1969）听完讲话之后，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储安平（1909－1966）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费孝通（1910－2005）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写道：“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将整风运动和百花运动结合起来，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在整风运动中，针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层出不穷，许多经济、科学、文艺方面的意见也很有建设性。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论，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煽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到了敌我矛盾。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反右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表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按毛泽东的设想，右派分子的猖獗进攻被打退后，整风就可以继续进行。因此，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到停止整风，进行大规模的反右，而是希望把反右斗争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然而，官僚集团不断扩大右派的范围，借打击右派的名义，报复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的人。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强调，关于反右斗争，要继续深入，不能草率收兵。报告总结了5月份以来的反右斗争，并对今后的反右斗争的工作做出了部署，还批评了反右中的“温情主义”。
反右运动执行过程中，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到1958年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拨乱反正时期，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者都被平反。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5年底，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毛泽东也指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然要开展农村工业化。利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建立劳动密集型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轻工业，同时加大农业投资，农闲时从事轻工业生产，一方面可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消除城乡、工农差距，另一方面能为重工业建设积累资金。毛泽东还鼓励工农学习科学技术，开办工人和农民学校，使工人、农民掌握生产技术，从而逐渐消除脑力与体力差别。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了党内官僚的反对。由于各地对经济走势持过于乐观态度，并设置过于理想的冒进目标，经济出现混乱和紧张局面。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展了反冒进的工作。毛泽东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反反冒进。
1957年冬，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工业方面，城市工业仍在官僚对政绩的追求下急速发展，造成了煤的紧缺。为了优先保证煤炭供应，钢铁的生产和运输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建设。于是在1958年8月，毛泽东不得不听取薄一波、王鹤寿（1909－1999）等人证明农村土高炉炼钢可行的报告后，发动农村土法炼钢、大炼钢铁。在强行摊派的炼钢指标下，出现了“以钢为纲”的口号，毛泽东面对高指标也提出了“超英赶美”。于是，大炼钢铁加剧了官僚的包办替代，造成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最终导致大跃进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
农业方面，“以粮为纲”的口号被提出来。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高指标的鼓励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整个社会盛行起严重的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
不过，大跃进仍然取得了一些成就。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创造性地提出了“鞍钢宪法”，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把工人、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起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革命。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在人民公社中，原有的合作社（行政村）形成大队，自然村形成生产队。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决议还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急于求成，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此外，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而非共产主义的，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非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的特点总结为“一大二公”。
然而，官僚为了政绩再次不顾中央的决议，强行命令组建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但这些人民公社都是匆忙组建起来的，比官方所定的规模大得多。在官僚的急躁催促和农村干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中，许多人民公社无视决议的禁令，完全废除个人财产，实行社会绝对平均，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陈伯达（1904－1989）等人不顾生产力，大肆鼓吹集体食堂、集体宿舍、取消商品等，更是极大地破坏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常进行。
人民公社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范围扩大的优势使得兴修水利与机械化生产都成为可能，赤脚医生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医疗条件，地方也能大搞群众教育，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密不可分。
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成为“三面红旗”。

大跃进期间，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盛大庆典在面积扩大了两倍半、当时是世界最大广场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广场两侧矗立着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与同时建成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华侨大厦，统称北京十大建筑，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

毛泽东为遏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批判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不少问题，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毛泽东发现主要是省市干部的强制命令引发了农村的种种问题。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层，基层的情况到不了中央，问题的根源是省、地一级的领导机关。这些纠正错误的举动，遭到了来自地方的或明或暗的抵制。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致六级干部（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党内通信》，从省级一直发到最基层的党组织，公开对浮夸风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只是官僚主义带来了种种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官僚的包办替代带来的严重问题，1959年7月，毛泽东召开了庐山会议。彭德怀在会上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意见，毛泽东将信印发大会讨论。在讨论中，总参谋长黄克诚（1902－1986）支持彭德怀；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00－1976）还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7月23日，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的观点，但并未点彭德怀的名，而是点名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否定。
彭德怀事件和高饶事件性质相同，都是军队干部与党政文官之间的斗争。在党政文官犯了严重错误时，彭德怀希望借此打倒党政文官，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文官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会议对彭德怀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在八届八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彭德怀等人发言随意，更加引发局势紧张。很快，有人开始联系彭德怀与高岗的密切关系。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为反党集团，并且会后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跃进中，社会生产严重脱离实际，农产品大幅减产，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同时，也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中苏交恶逼迫中国还债的一部分原因，造成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爆发的大饥荒。例如，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1906－1967）大刮浮夸风，积极反右倾，给河南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
对于大跃进，毛泽东提出“人祸”论：“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国民经济调整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规模大大缩小，全国2.4万个人民公社分解成大约7.4万个。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共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指出：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会议前后为反右倾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还给大部分“右派分子”者摘帽。不过，刘少奇说：“所有同志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毛泽东主动承担大跃进中错误的责任，退居二线，而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对外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
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新提出了萌芽于40年代的“中间地带”问题，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争取中间地带，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是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自1962年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支枪、炮，中国开始在越战中支援北越。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后，中国于1965年决定派遣援越部队与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北越抗击美军轰炸、修建基础设施等工程，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

除了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之外，中国同苏联这一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渐加剧。1958年，苏联提出要与中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这一提议有损中国主权，引发中国强烈反对，中苏关系从此开始恶化。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持反对态度，加深了两国的分歧。
1959年6月，苏联停止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面对日渐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集中一切力量研制核武器，为铭记此事，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命名为596工程（内部代号“邱小姐”）。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中苏交恶。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以及他提出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早已引发多国共产党的反对，认为苏联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三无”（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针对“苏修”，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本来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下台，没有发表，转而发表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一评（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二评（1963年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三评（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四评（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五评（1963年11月19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六评（1963年12月12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七评（1964年2月4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八评（1964年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九评（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2年10月，面对印军对中国边境不断的武装挑衅，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战争，即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美苏英等强权均对印度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战场处于高海拔地区，环境恶劣，双方都有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战争仅持续了一个月零一天，中国胜利后即主动撤离藏南地区。

建设成就

从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事业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开始布局发展。

这一时期，石油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59年，中国在黑龙江发现大庆油田，这是中国第一大油田。为开发大庆油田，石油部调集了全国数万石油职工会师大庆，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用三年多时间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为此，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此后，又相继发现开发了山东的胜利油田和华北地区的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
钢铁工业上，除了中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外，还建设起来了武汉钢铁基地、包头钢铁基地。

交通运输业也长足发展。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黔桂等线建成通车。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通了铁路。

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建成了不少大型枢纽骨干工程和各类水库。1969年建成的河南林县（今林州市）红旗渠长达1500公里，耗时十年，在太行山上逢山凿洞、逢沟架桥，被誉为“人工天河”。

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显著。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卫生事业成就可观，医疗卫生机构大幅增加，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50年代末，血吸虫病在中国基本灭绝，毛泽东曾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的诗句，表达对这一奇迹的赞叹。
但是，1957年2月在贵州爆发的亚洲流感传播广泛，疫情一直持续到1958年，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造成了全球100万至400万人死亡。1968年，亚洲流感变异产生的香港流感爆发，再度造成全球100万至400万人死亡。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电影和舞台剧《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江姐》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这一时期的经典。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四清运动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推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邓小平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并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
然而，“三自一包”实际上是开倒车，既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会造成贫富分化。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表达了对刘少奇等人改革的不满，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从“反修防修”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并未得到干部重视。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基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杭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会议后，“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四清运动初步展开。在《前十条》中，毛泽东主张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来“发动群众”，实现群众的“自我教育”。
然而，在党内路线分歧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必然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1963年9月，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并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通过。《后十条》规定，“应先在党内召开会议”，事先确定好“左、中、右”后再“发动群众”。刘少奇和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在群众运动中起关键作用；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包办替代的表现，应当由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来主导运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扩大。刘少奇妻子王光美（1921－2006）写成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主张由工作组来主导一切。刘少奇将桃园经验转发全国后，在工作组进驻的地区，大批基层干部被清洗，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的现象。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复辟的担忧日甚一日。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彻底爆发。毛泽东批评四清运动中“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不依靠群众”，对“人海战术”表示不满。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而毛泽东则指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在尖锐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意见得以形成文件，制定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四清运动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不过，四清运动形左实右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1960年代开始，文艺批判运动也逐步升级。毛泽东反复强调阶级斗争，批判文艺界的现状。在这之中，江青逐渐取代周扬获得了文艺界的主导权。毛泽东认为，走资派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必须发动群众组织以对抗官僚的包办替代。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首先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红色风暴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1931－2005）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矛头对准吴晗于1960年完成的京剧《海瑞罢官》。剧中，海瑞因为不畏权贵，平反冤狱、退还民田而被罢官下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两个问题，一是吴晗抹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二是吴晗宣扬百姓要等待“救世主”，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认为，全剧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为“单干风”“翻案风”平反。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官僚集团此时仍以为这不过和之前的几次文艺批判运动一样，可以完全被他们掌控。支持吴晗、当时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人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
4月10日，经毛泽东3次审阅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纪要》既批判了错误的文艺创作路线，也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以来文艺界的得失，对国内外各流派，认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还提出了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样板的思想。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五一六通知》阐明，文化革命不仅仅是文化革命，而从根本上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废除《二月提纲》。

从北京大学开始，学生开始贴出大字报。在中央的肯定下，一些高校、中学开始了对党委的批判，指责官僚限制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矛头迅速从文化领域指向政治领域。一些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群众组织，比如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成立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
6月3日开始，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入各学校领导运动，各校开始停课。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打击造反派，保护保守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还打击了一大片反对的干部，制造了“五十天白色恐怖”。刘少奇和邓小平还通过在校子女联系工作组，制造师生对立，打击干部、教师，把大量师生打成“反革命”。反工作组的学生遭到威胁和恐吓，甚至被擅自扣押。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就读的邓小平之女邓榕、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少奇之女刘婷婷甚至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进行联系。在毛泽东的坚持下，7月28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中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
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此时学生已经明确分裂为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又称保皇派）。造反派支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为实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而夺权；而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得到官僚支持的保守派这时候仍然占优势。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会议选举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职务。刘少奇由党内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在中央基本倒台，陶铸上升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样，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在党内斗争中暂时失败，文革派掌权。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提到要接见红卫兵，大量知情的高干子女纷纷组织红卫兵。虽然名为“红卫兵”，但他们实际上保护官僚集团利益，转移矛盾，大肆宣扬血统论。这些保皇派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家属施加暴力迫害，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达到高峰，致死致伤成千上万。老舍等知识分子被残忍迫害，死于非命。他们还用暴力手段“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损毁了全国大量文物古迹。中央文革小组劝说无果，保皇派红卫兵很快取得了运动的主动权。保皇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等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大搞打砸抢抄抓，到处揪斗知识分子，冲击公安部，引起社会严重动荡。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此后，毛泽东、林彪等人又在天安门先后接见了超过1000万红卫兵，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红卫兵。在国家补贴下，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免费乘车、食宿。造反派红卫兵队伍由此开始扩大。他们坚决反对血统论，把矛头指向党委官僚，因而当即受到了官僚和保皇派的打压，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日趋激化。
11月27日，以“西纠”等三个纠察队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成立。他们打起“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的旗号向造反派进攻。他们高呼“打倒中央文革”等口号，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者。次年春，“联动”被取缔。但在1984年，“西纠”“联动”均被平反。

1966年11月以后，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由工厂职工王洪文（1935－1992）领导。工总司与保守派“赤卫队”的矛盾逐渐激化，赤卫队甚至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12月30日，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工总司彻底击败了赤卫队，为夺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1967年1月3日，张春桥（1917－2005）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批斗上海市委领导，史称一月风暴。毛泽东随即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运动表示支持。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23日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夺权运动，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夺权运动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部分地区造反派为争权或是因为小的分歧而分裂。同时，一些造反派对很多干部进行了报复打击与批斗，甚至用上了保守派用过的酷刑。对于这些问题，中央虽然在尽力纠正，但是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达到效果，成为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夺权运动中，由于保守派势力的强大，部分地方军队私自介入，和地方党委联合起来对付造反派，压制群众运动。为了促使军队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28日又发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军队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提出，军队应“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
然而在大部分地区，军队和地方官僚集团合流。为稳固自身地位，这些军队仍然不断镇压群众，激起了与造反派的进一步冲突。
2月，造反派和军队的矛盾愈加激化，下层的矛盾延伸至上层，形成了中央内部的激烈冲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感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对文革产生不满，与毛泽东所支持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派进行斗争。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也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后，各地保守派在地方党委和军队势力的支持下大肆打击造反派，被称为“二月黑风”“三月黑风”。
在中央革命派对军队镇压的坚决反对之下，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在更大范围上建立起新的组织。地方在不能公开使用军队、警察对付造反派后，转而设法将武器交到保守派手上，挑起武斗。为了自卫，造反派也设法抢夺武器，武斗逐步扩大。

5月16日，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成立，开始武力镇压造反派。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死伤不计其数。中央文革紧急致电武汉军区，但无济于事，中共中央决定直接介入。7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到武汉视察，试图化解两派群众矛盾，遭到保守派顽强抵抗。
7月20日，“百万雄师”和武汉军队冲击毛泽东所住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22－1996），与造反派再起冲突，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1909－1993）“搞兵变”。“百万雄师”被解散。七·二〇事件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造反派开始对保守派发起报复，向军队夺权。军队开始把武器交给保守派，而造反派自造、自寻武器，全国不断发生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武斗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
此时，在“揪出军内走资派”的大形势下，造反派越来越激进，已经开始偏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国家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要求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后来还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前的官僚体系，按照“巴黎公社”模式自下而上地重建国家机器。

8月起，中央开始对运动加大限制，着手处理各个地方抢夺武器、武斗等问题，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但各地武斗仍然相当严重。9月5日，江青宣布停止“揪出军内走资派”，对“文攻武卫”加以限制。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军队受命恢复秩序。10月1日，参加“二月逆流”的军队领导人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对红卫兵运动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一些地方军队开始残酷镇压激进派，在中央的调解下，各地造反组织与军队勉强和解。

11月，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发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论）被系统地提了出来：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8年5月25日，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展开，清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在于平息造反派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但很快随着军队的绝对优势地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对造反派的整顿变成清洗，成为了军队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对倒台的官僚与造反派进行疯狂迫害的手段。但是，对于稳定局势和保存造反派实力，清理阶级队伍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9月5日，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完毕，“全国山河一片红”，很大程度上结束了无政府状态。1967、1968、1969三年的毕业生（俗称“老三届”）作为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同时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展开，全国大规模的武斗基本停止，红卫兵运动也逐渐停息。
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在这时也遭到清洗。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人民日报》将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被匿名关押，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
——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

到1968年底，全国已经逐步恢复至正常的生产生活。由此，文化大革命由造反派夺权，转向了“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改革社会关系。

1968年12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为中共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中共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新的党章。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干部，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起来。这场运动也上升成为了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和清洗，一些在文革中进行打砸抢、煽动武斗、对敌对派系进行残酷打击的造反派领导人也在这一时期被处死。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死刑的最高核准权被下放到省一级，而省一级又将权力进一步下放，最终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大清洗自然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以至于毛泽东在公安会议上不得不警告“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开始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同样成为军队干部清洗造反派的手段。地方上，清查五一六往往是由军队干部主持，而由保守派具体经办专案。以造反派为主的数百万人受到牵连，出现了所谓“造反派被造反，夺权派被夺权”的局面。
军队利用这两场政治运动清洗造反派尤其是激进派，红卫兵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好转以及文革派力量的恢复，文革派决定结束军队专政，纠正之前军队的错误。毛泽东首先开始遏制林彪宣传的对他的个人崇拜。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1970年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会上对毛泽东的吹捧和对文革派的攻击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陈伯达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被毛泽东严厉批判。
在文革派要求阻止军队干政的情况下，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1945－1971）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计划推翻毛泽东，武力夺权。《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提出要“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9月，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后，于13日晚乘机准备逃往苏联。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林彪等人丧生，史称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后，造反派和保守派联合打倒了军队势力，而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政文官在批判极左的形势中开始复出。

革命收场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通过了由王洪文负责的小组起草的新的党章。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指定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并在之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永久开除了林彪等人的党籍。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了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领域的斗争，继续巩固文革的成果。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判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各种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赞扬法家、赞扬秦始皇的文章开始出现，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展开。这场运动将林彪与儒家的倒退联系在一起，通过“评法批儒”，借以批判资本主义复辟，鼓舞人民继续革命。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通过了新中国第二部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职务，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七五宪法指出：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此时周恩来已经病重，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展开了1975年整顿。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在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做了不少整顿工作，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然而，邓小平借整顿开始对造反派展开猛烈的打击，平反释放了不少被长期关押着的老干部。文革派自然对此非常不满，批判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法权”。针对文革派地位危急的情况，毛泽东也从中立再次倒向了文革派。
毛泽东的最后底线是希望邓小平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尽管邓小平复出前曾发誓“永不翻案”，但他这时已经不再接受“三七开”。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毛泽东将邓小平的举动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经过毛泽东批准，全面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各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然而，这场毛泽东时代最后的政治运动收效甚微。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病逝。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发性的悼念活动，但受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压制。自3月下旬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抗议四人帮。4月4日清明节，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会，发表演讲和诗歌悼念周恩来，同时暗地批评四人帮，有人还支持当时正被批判的邓小平。同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有人借悼念周恩来搞反革命活动，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在毛泽东批准下，4月5日，军警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与群众爆发冲突。这次事件史称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体现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官僚子女对邓小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支持，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缅怀周总理和对文革后期一些问题的不满，被资产阶级路线所裹挟。
毛泽东在去世前，为了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能贯彻下去，选取了文革温和派代表华国锋（1921－2008）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温和派主政，文革派与温和派可以联合起来，以平衡反对文革的官僚集团。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撤销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6月，毛泽东病情急剧恶化，不再接见外宾。6月2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病逝。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造成唐山全市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
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联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联合发表讣告，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并总结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他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批邓，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我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1897－1986）、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1916－2015）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为名，一举粉碎四人帮，史称怀仁堂事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1941－）五人以“隔离审查”名义被抓捕并拘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落幕。

革命外交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革命，大力支援东南亚与拉丁美洲等地的共产党。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老挝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都受到过来自中国的援助。同时，文化大革命深刻影响了不少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巴尼亚、朝鲜、法国、埃塞俄比亚、荷兰和智利等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毛泽东思想在全球掀起浪潮，成为世界各地毛派政党的指导思想。但是，输出革命也导致部分地区产生强烈反共或排华情绪，间接导致了60年代的印尼大屠杀以及70年代的红色高棉大屠杀。
此外，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潮与混乱局面，中国与多国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于断交。其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恶性涉外事件接连发生。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些行为过于偏激，采取措施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纠正。

文革时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就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的归属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由此爆发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取得胜利，成功控制了珍宝岛。这次事件后，中苏两国彻底翻脸。苏联高层曾多次商讨报复中国，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面对苏联的核威胁，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构筑防空工事，增加粮食储备，提升综合国力，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不搞霸权主义并反对超级大国搞霸权主义。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方针，转向亲美反苏，建立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在内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由于中苏交恶，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与美国、日本和其它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
1969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23）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8日在上海共同发表《上海公报》（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18－1993）于1972年9月25日访华。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到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此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也发展了同亚非拉众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经历了70年代的这次建交高潮后，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

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认为，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未开发国家。毛泽东希望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抗衡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干涉和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
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在会上的发言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提到：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建设成就

文革时期，中国在各领域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

文革期间，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完成。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1973年开始实施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了成套技术设备，对国内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五计划期间，中国首次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将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出于美、苏两国日益严峻的战争威胁，60年代前期开始，中国就开始在内地省份进行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大规模建设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备战、备荒、为人民”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5%。三线建设中，中国相继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建成。金沙江边，建设者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建起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科学技术领域也有重大突破。由于周恩来特别列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一些科研人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得到保护。两弹一星在文革期间取得重大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2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1973年4月，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发表。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1974年8月1日，中国首艘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09I型核潜艇服役。1975年11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在文化领域，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通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手法的结合，文艺作品着眼批判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宣扬革新的因素，对于提升工农的政治觉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政治性外，这些作品的艺术手法也极为高超，在结合中外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这一时期最为成功的就是江青主持创作的八大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春苗》《红雨》《决裂》也极为成功，分别以医疗、教育方面的革命为主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路线，讴歌了无产阶级推进继续革命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

徘徊时期

毛泽东逝世前，给华国锋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怀仁堂事变后，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游行，声望到达了顶点，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被称为与毛泽东并列的“英明领袖”。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等人多次批评了这一方针。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职务，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政坛。胡耀邦（1915－1989）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党校，为拨乱反正做理论工作。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认为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8月，中共十一大提前召开。华国锋作政治报告，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由于合法性的来源，华国锋口头上没有明确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在实际行动中采取背离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华国锋代表的温和派希望恢复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与走资派一同打击文革派，在清理“三种人”运动期间在全国上下严重迫害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却免除了保守派的责任。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三部宪法，依然带着文革色彩。这部宪法序言中写道：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议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会议还通过了《继续革命的战歌》，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填以新歌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以此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1977年底，举行了文革后第一次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革期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为知识分子平反。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邓小平的领导支持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这场讨论，批评“两个凡是”，北京西单民主墙出现了民主、言论自由、反专制等呼声，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北方谈话”），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还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来确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会议首先讨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得到了与会成员的赞成。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应解决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四五运动、为彭德怀、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平反的决定。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他还在经济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也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但从结果来看，这个“大政策”是失败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论，抛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高度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议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华国锋在这两次会议后权力被不断削弱，邓小平等改革派占据上风，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实际上取代华国锋成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温和派也彻底被走资派取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这一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继续强调四个现代化。

尽管邓小平曾保证“永不翻案”，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他和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推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81年1月，10名被告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判决，其中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0年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总结。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完成。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与建议，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为了解决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经过调整，到1981年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关系有所改善，财政赤字减少，市场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解，物价趋于平稳。这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奠定了基础。

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实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遭遇严重旱灾，秋种遇到困难。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粮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措施很快调动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全省超额完成秋收计划。从“借地”中得到启发，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始打破旧体制，实施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在包干合同书上按下了手印。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
农村改革遭到了温和派以及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的反对。但中共中央通过对农业的短期经济支持，并撤换不愿意推行包产到户的领导干部，仍然使农村改革席卷全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改革开放处于“放权让利”阶段。权力放给了官僚，促进了官僚向资本家转化；也放给了小生产者，直接使私有制经济复苏。
直接进入市场经济可能会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失去控制经济的能力，因此以陈云为代表的“鸟笼经济派”在这时候占主导地位，提倡计划管控下的市场。自由派提出了一步到位建立市场经济的方案，自然遭到了官僚的反对。他们还在政治上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方案，如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等自由主义活动。邓小平认为自由派“就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实质上只是邓小平代表的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斗争。不过，“放权让利”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由之路，是官僚集团和自由派所共同支持的。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首次提出。
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大会还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
大会通过新的新党章，废除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改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最高负责人。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中共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中共十二大以后，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并全面铺开。
1982年至1984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3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到1987年，全国农户基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2年，八二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政社分离，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此不复存在。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基本确立下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政策、法规，落实经济改革。1983年9月15日，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外贸改革意见的报告》，要通过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9月18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将税后利润作为企业留利，全部留给企业，工商业企业同步实施。同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12月14日，国家计委等3家单位下达《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全面实行拨改贷，自1985年2月1日起试行。
这些改革使得国企官僚拥有了类似私人企业主的权利，同时开始受资本积累的驱动而非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这样就与资本主义企业基本无异，而只是在名义上还保留国有制。
从1984年开始，国企还展开了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厂长负责制也相应建立起来，厂长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决策权和生产指挥权、有权奖惩职工。1984年5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9月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并明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至此，国企官僚已经基本上转变为资本家。
与官僚转化为资本家同步的，就是工人从生产资料所有者转变为雇佣劳动者。1984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198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在国企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1986年，内部招工停止，子女顶替制废除。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允许农民自办企业。这样，农村的私有制企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7月，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福建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深圳、珠海、厦门、广州等地，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8年3月，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政治体制改革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迈进重要一步。
此时法制刚刚起步，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国从1983年开始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三年内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劳动教养32.1万人。不少干部子弟也被逮捕判刑，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八·一八讲话”），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修宪建议。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其中，国企的离退休制度逐步将原有企业干部调离岗位，在企业干部、职工强烈抵制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持了国企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八二宪法”。这是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八二宪法删除了前两部宪法里的文革语言，取消了罢工自由，推行了党政分离，明确区分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删去了正文中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字样，规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七五宪法中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职务得到了恢复，任期一届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国家设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加强。八二宪法正式确立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在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中共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5月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全国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进一步健全，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逐步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逐步形成。

科教文化

拨乱反正时期，“义务教育”的口号即被提出。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写入八二宪法。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确立了九年制义务教育。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指导下，科技也在稳步发展。
1981年12月，邓小平批准修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1985年2月，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是中国的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同年3月，秦山核电站在浙江海盐动工建设，是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1987年，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动工建设，是中国大陆第二座核电站，也是中国首座使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建设的核电站。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亲自批示四位科学家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启动了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19－2005）负责。上万名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取得不少成果。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1984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中国女排在80年代开始腾飞，成就了世界女排史上首个五连冠的佳绩，造就了“女排精神”。
80年代初，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文化各领域都掀起了“人道主义”思潮。人道主义强调无阶级的抽象的人，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提倡“人性论”，认为存在着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性。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重点在于“反思”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话语，提倡无差别的“人”的话语；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和统一计划，以及所谓对个人的束缚和迫害，宣扬个人的自由；批判革命文艺，反对文艺与政治联系，实际上达到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文学领域，“伤痕文学”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人性被践踏、人的生存和尊严权利被漠视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伤痕文学开端于刘心武（1942－）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其名称则来源于卢新华（1954－）1978年的小说《伤痕》。伤痕文学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描述文化大革命，模糊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内涵和历史地位，从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同时构造出了家庭的重要性，呼唤家庭的亲情伦理和个人的价值，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主义。伤痕文学用家国的民族主义叙事，掩盖了国内阶级日益分裂的状况，为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在哲学领域，人道主义思潮主要是围绕“异化”问题展开的。80年代早期的哲学界将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抽象化，转化为一切时代的异化现象，引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从而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所谓的人被奴役、人被贬低并且异化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异化问题的讨论被当作自由派攻击官僚的举动，受到了批判。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官僚集团为了打压自由派，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针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框架被抛弃，去阶级化的现代与前现代的叙事被热捧，文艺领域也掀起了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的热潮。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一系列文艺流派，类别很广。在文学上，有表现主义，如卡夫卡《审判》；存在主义，如加缪《局外人》；荒诞主义，如贝克特《等待戈多》；美国“垮掉的一代”，如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术上，有野兽派，如马蒂斯《戴帽子的女人》；立体主义，如毕加索《阿维尼翁少女》；表现主义，如蒙克《呐喊》。在音乐上，摇滚乐、嬉皮士盛极一时。在哲学上，以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哲学为代表，如福柯。
现代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展现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哀嚎，而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鼓舞。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由于其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被知识分子所推崇。但由于中国还没有西方的社会基础，因此中国的现代主义文艺主要表现颓废意识，表现对社会主义所谓“暴政”的控诉，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例如宗璞《我是谁》、王蒙《蝴蝶》以及朦胧诗的兴起。80年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恶性通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频繁出现，余华、苏童等创作出先锋小说，中国的现代主义文艺开始成熟。
现代主义热潮也带来了“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1953－）发表《文学的“根”》，成为寻根文学的开端。寻根文学主要表现民族文化，如写草原文化的乌热尔图；地域文化、民俗，如写苏州文化的陆文夫。诗歌有杨炼的《大雁塔》《半坡》，电影有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寻根文学的余波在90年代还产生了许多成熟作品，如张承志《心灵史》、莫言《丰乳肥臀》、王安忆《长恨歌》、韩少功《马桥词典》等。
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整体在资本主义复辟中迅速分裂，便需要构建出一种“民族”的文化认同来掩盖现实中的分裂状况。香港的民族主义文化也引入大陆，如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音乐《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

八六学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大会制定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以邓小平的“八·一八讲话”为指导，大会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措施，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
大会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

1984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1985年初，赵紫阳提出“软着陆”的方针，以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物价仍在不断上涨。
自由派认为，经济过热的问题不是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而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的结果。官僚集团自然不会同意，在1986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但是，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代表，主张形式民主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在各个高校的讲座以及各种讨论政治问题的沙龙，宣传自己的主张，组织自己的队伍并开始付诸行动。
1986年12月初，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抗议中国共产党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随后各省市高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引发了全国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
1987年1月1日，北京宣布未经批准的游行是非法游行，不少学生仍然参与游行而被逮捕。北大学生立即在校内集会游行，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政府最终于次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平息了这次“元旦风波”，八六学潮随之结束。

中共中央认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认识不够、反对不力，没有认真贯彻决议所强调的内容，是这次学潮的主要原因。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胡耀邦因为以不处理的方式应对学潮而受到严重批判，被迫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位得到保留。赵紫阳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同时也在全国开展起来。邓小平代表的“市场经济派”需要依仗自由派的力量建立市场经济，因此他放任了赵紫阳保护自由派的行为。赵紫阳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限制在思想领域，认为许多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邓小平也以此开始反对鸟笼经济派。

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定了承包责任制的原则、内容和形式，将承包责任制制度化。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承包责任制获得法律依据。会议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准许土地使用权转让。
1988年夏季，不顾鸟笼经济派的反对，市场经济派准备冒风险进行价格闯关，全面推进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当时实行的还是价格双轨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行。为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势必要废除计划价格，由市场决定主要商品的价格。改革还未实施，消息便已在民间传开，引发了人们的高通胀预期和恐慌心理，触发了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9月下旬，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开启了三年治理整顿。鸟笼经济派开始重新夺取塑造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扩大行政手段作用范围、缩小市场支配领域。通过调控物价、压缩基建、清理公司、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不但停止了价格市场化的进一步实施，而且还将许多原来已经放开的价格又收了回去。

外交国防

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22日，邓小平访日。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10－1980）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提供政府贷款。此后，日本共为中国大陆提供了4批共数万亿日元的政府贷款，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就在邓小平访日前不久，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正式放入靖国神社，但在这段时期，中日关系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8日，邓小平访美。3月1日，两国正式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大使馆。
《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当天，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1924－）宣布终止与中华民国（即台湾当局）的关系，并将所有驻台美军撤出，宣布《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失效。然而，美国国会很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干涉台湾问题。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全称《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与前面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组成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成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认为美国没有切实履行《八一七公报》中“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的承诺，而苏联此时多次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在此背景下，中国改变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从1982年起，中苏两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2022）应国家主席杨尚昆（1907－1998）邀请访华，并与邓小平、赵紫阳会面。这是1959年以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86年4月，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

第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
第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坚持谋求的是，中美关系在严格遵守历次中美公报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上稳定发展，中苏关系在采取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的过程中切实改善。
第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
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前的首要问题是，两个超级大国应当率先实现大幅度裁减核军备，从而为所有核国家的核裁军创造条件。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
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
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随着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判断，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
1981年9月14日至18日，解放军北京军区在张家口举行华北大演习，代号八〇二。这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9月19日，邓小平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
1985年5月至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重大转变，即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会议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百万大裁军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通过调整，大军区数量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精简近一半。1988年，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

1975年，越南统一后转向亲苏，同时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中越关系恶化。应对越南对中国边境的袭扰，中越战争于1979年2月17日爆发，也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后，解放军迅速攻下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取得胜利，对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破坏之后撤出越南，于3月16日结束战争。
中国撤军后，越南军队又占领了中越边境许多骑线点以及老山、者阴山等地区。中越战争结束后，越军与解放军爆发了数千次冲突，均以解放军胜利告终。1981年，解放军收复法卡山、扣林山。1984年4月，经过精心准备，解放军发动了两山战役，在各大军区与越军轮流作战了三年后，最终取得胜利，收复了老山、者阴山地区。1988年3月14日，中越海军在南海爆发赤瓜礁海战，中国海军完全胜利，夺取了南沙群岛的赤瓜礁等6个重要岛礁。

政治风波与经济改革

六四事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除了物价上涨之外，中国还出现了官倒（官员用权力获取低价物资，倒卖到市场上赚取差价）、腐败、贫富分化等等现象，引起了当时群众不同程度的不满。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收入增长不及物价上涨，带来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自由化和民主化思潮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东欧剧变开始流行，特别是在学生中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病逝。作为自由派的代表和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强烈回响与悼念，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北京群众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的悼念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学生们制作了大型花圈，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发表演讲，讨论社会问题。警方也随之介入集会，试图说服学生离开。随着活动规模的增长，集会逐渐演变成示威抗议，学生们向政府起草并提出7项要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示威，甚至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西安、长沙等地也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事件。学生将请愿的矛头对准了鸟笼经济派的象征、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1928－2019）。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四·二六社论），指出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5月，尽管戈尔巴乔夫正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5月下旬，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小不一的抗议活动，不少学生涌入北京参与学生运动。大批工人也加入了运动。赵紫阳等自由派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示威问题，向学生喊话呼吁他们放弃绝食。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扩大，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以武力手段解决示威，并誓言强硬处理赵紫阳一派。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调集军队前往北京进行部署。6月3日晚，解放军开始进驻天安门。6月4日凌晨，解放军动用坦克、机枪，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官僚资产阶级对群众残酷的镇压，致死成百上千。

6月9日，邓小平发表了《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指出：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1926－2022）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也意味着80年代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失败。
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六四事件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形势。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武力镇压的行为表示谴责，并对中国展开经济制裁甚至与中国断交。7月，西方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会议宣布对中国中止高层政治接触，实行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措施。其中，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政策至今仍未解除。
此后不久，国际形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重要合作基础之一崩塌。

为了扭转局面，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等外交战略，后被归结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战略方针。
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90年至1992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印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54个。
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采取政治与经济结合、官方与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九二南巡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是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海最繁华的外滩的一块三角形地区，对其开放开发不仅促进了上海的迅速发展，而且对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两年后，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中国首个副省级市辖区成立。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南方谈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南方谈话彻底击垮了鸟笼经济派，终结了之前鸟笼经济派与市场经济派之间姓“资”姓“社”的论战。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姚依林、宋平等鸟笼经济派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而乔石、朱镕基、胡锦涛等市场经济派选入常委，在组织上清除了阻碍市场经济的力量。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1994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1928－）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方案开始实施，“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中央收哪几种税，地方收哪几种税”，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而削弱了地方财政。
朱镕基还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以适应生息资本的发展。保险业也逐步发展起来。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易的开端。

改革开放后，农业集体生产倒退回了个体的小生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农村矛盾异常尖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也是三农问题提出的背景。1992年以后，中国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1993年，粮票取消，终结了实行40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朱镕基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刺激农业生产，在9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然而，这一行政措施之后，中国粮食产量四年连续下降，农业生产没有发展，还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3000亿的亏损。
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政企分开和股份制改革，自负盈亏。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通过，允许国企破产。随着国企废除工人民主，实行官僚专制，工人彻底沦为雇佣劳动力。90年代，大量国企员工被迫下岗，生活陷入贫困状态。

1998年8月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九条　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式确立。
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也逐渐合流。南巡后，政府官员出现下海经商热，大批官僚转化为资本家。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
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深刻阐述，认为它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共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这一时期，中国针对科学技术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9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在继续实施863计划的同时，1997年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加强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工作。1999年，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神威计算机问世，分别标志着中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和超级计算机技术的突破。
此外，在教育方面，中国于1995年启动了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5月，江泽民提出重点支持若干所高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的985工程。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后来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回答和解决的正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对外关系新格局

1991年11月，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93年11月，应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1946－）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
然而，中美关系始终若即若离。1993年，中美之间发生了银河号事件。7月，美国宣称驶往伊朗的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化学武器原料，坚持要求对其进行检查，遭到中方的反驳与拒绝。在双方的让步下，调查人员随同第三方进行检查。虽然最终调查报告确认没有运载化学武器原料，但银河号已经被迫中止正常航运长达33天。
1999年5月8日（欧洲中部夏令时间5月7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北约的美军轰炸机发射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这次事件导致中美关系直接恶化，多地爆发大规模反美学生游行。2001年4月1日，美国战机进入中国南海上空侦察，与解放军海军战机发生相撞事件，飞行员王伟少校牺牲。中美关系更加陷入低谷。
2001年美国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中美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显著改善，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取得突破。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1952－）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还与其它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1997年至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发表，中国倡导并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1年6月，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五国与新加入的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名成员，为中国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众文化

在六四事件的重创后，知识分子携带其精英文化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大众文化却在此时陡然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购物商场在城市出现，肯德基、必胜客等西方品牌在中国大获成功。电视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港台、欧美流行文化大量涌入，本土的流行文化也在兴起，大众文化逐渐在中国活跃起来。
二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大众文化——一种商业化、大规模复制、承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的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兴起的物质基础。大众文化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同时又塑造着大众的趣味；它按照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运行，以盈利为目的，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外表下，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产生的，也必然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文化。

90年代初，中国社会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工人由于企业亏损和恶性通货膨胀日益拮据，知识分子刚刚遭受重创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资产阶级对于未来也不明朗。于是在全社会需要释放情感时，苦情戏把人们的视角从社会移向家庭内部，既在满足了大众需求的同时获得了高额经济收益，又达到了官僚去意识形态化以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目的。1990年，在台湾票房惨败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席卷大陆，高居当年票房之首，引发万人空巷的观影盛况。同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室内剧《渴望》上映，收视率空前绝后。官方主旋律电影《焦裕禄》，同样创造了票房奇迹。
继苦情戏之后，《渴望》主要策划人之一王朔（1958－）的《王朔文集》出版，风靡一时，王朔成为大陆第一位畅销书作家。随后，充满王朔式词语和温和政治调侃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热映。香港导演徐克的《新龙门客栈》、大陆与台湾合拍的《戏说乾隆》、爱情片《青春冲动》纷纷上映，林语堂小说中译本刊行，香港财经小说家梁凤仪取代三毛、琼瑶流行起来。商业式的大众文化席卷中国，在赚足了金钱的同时，将群众的视线从政治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
90年代还出现了“毛泽东热”，《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革命历史片上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以毛泽东为主角的影视剧。官僚希望借毛泽东塑造统治的历史合法性，资本需要借毛泽东创造消费，人民群众在社会矛盾中怀念英雄人物。但在“毛泽东热”中，毛泽东的阶级属性不再被谈起，革命目标鲜有提及，毛泽东成为了去政治化的“民族英雄”，成为了理想主义的化身，成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分析的典型。
除了影视，广告文化、卡拉OK与KTV、CD与VCD、港台明星、文化衫与追星族、发烧友文化、有线电视与热线电话、电子游戏、周末版报刊等一系列商业文化都席卷而来。大众的视野从政治领域被转移到生活琐事，政治意识从而被消解。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却无不在诉说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庭伦理、职场生活、个人追求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大众文化看似脱离政治，实则“去政治化的政治”。它在移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使大众对政治消极化，从而达到稳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一国两制

香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英国重新占领香港，香港重光。随着大批人口从中国大陆涌入香港，香港的工业发展起来。针对收回香港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应保持香港的特殊地位“为我所用”。毛泽东也认为，从世界战略之全局出发，“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好处”。1960年，中国政府总结经验，提出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对香港未来作长期打算，在可预见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之政策，为中国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国共两党的冲突逐渐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捣乱左派机构，造成300人死伤。双十暴动后，台湾情报人员被禁止进入香港。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之下，香港的一起劳资纠纷演化为工潮，进而成为六七暴动。5月16日，香港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杨光（1926－2015）等人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斗委会），公开呼吁左派人士走上街头，以暴力手段颠覆港英政府的统治。7月起，左派的游行集会升级为恐怖活动，发动炸弹袭击。12月，港英政府基本平息了事件。

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移民香港的内地人为香港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香港开始步入现代化，经济迅速发展，与台湾、韩国、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70年代，港英政府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费教育开始实行，十年建屋计划和居者有其屋计划等公共住房计划进一步扩展。

1972年，中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重申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决议。
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租期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政府提出了香港未来地位问题。英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与“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邓小平否定了这个提议，但承诺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
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尽管“一国两制”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首先在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上运用并取得成功。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25－2013）访问中国，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经过两年多共22轮的艰难谈判，1984年12月19日，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香港进入回归中国的过渡期。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固定下来。行政长官是香港首长和政府首脑，又称特首，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是香港立法机关，议席分为地区直选、功能界别、选举委员会界别。功能界别来自指定行业，选举委员会界别来自选举委员会。香港立法会分为维护特区政府的建制派和主张自由主义的泛民主派两大主要派系，虽然在地区直选中泛民主派长期占据优势，但功能界别和选举委员会界别的存在使得建制派在立法会总体占据优势。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交接仪式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落下。7月1日0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董建华（1937－）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香港回归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难题的影响，许多社会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反而与中国大陆的矛盾日渐激化，甚至导致了香港独立运动的产生。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香港称为“沙士”）在香港肆虐，香港经济一片萧条。香港政府宣布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叛国、颠覆及分裂国家等罪行立法，引起许多人的反对，担心会限制政治自由。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不满，导致在7月1日回归纪念日当天，近50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立法。七一大游行后，香港泛民主派开始更加积极地要求政治改革，实行“真普选”，也就是公民提名、一人一票的选举。他们公开提出要求2007年特首直选、2008年立法会全面直选。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否决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并重申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在全国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会。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改革香港政治制度，引发了香港泛民主派的强烈不满。9月26日，香港学界大罢课演变为重夺“公民广场”行动，雨伞革命爆发。28日，“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和平占中）启动，数万香港市民占领中环主干道，要求“真普选”，与警方爆发冲突。最终，持续了79天的雨伞革命被警方平息。

2019年初，香港政府向香港立法会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以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和进行法律协助。草案引发大批市民反对，认为香港的独立司法权受到侵犯，从而爆发了示威游行，要求撤回草案，之后更提出“五大诉求”。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后来演变成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口号的示威抗议运动。自2019年6月以来，示威者几乎每周发起常态抗议活动。警方与示威者也多次爆发了激烈冲突。作为让步，香港立法会撤回了草案，但直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示威活动仍在持续。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于同日公布实施。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自此才告停息。根据习近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对香港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规定候选人必须经过审查，长期在立法会中占有席位的泛民主派彻底消失。
2024年3月，针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公布，并在立法会全票赞成通过。

澳门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实行对华禁运政策。葡萄牙统治薄弱的澳门成了中国大陆打破禁运的窗口。澳葡政府在这种有利背景下，1952年7月25日在澳门与珠海交界关闸发生了军事冲突。关闸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首次与外国军队发生边界冲突。
1955年，澳葡政府将澳门改为葡萄牙的澳门海外省，并计划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澳门开埠四百周年。中国政府坚持取消活动，葡萄牙在压力下向中国作出让步。事件后，中国在澳门的势力进一步巩固。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同年澳葡政府颁布《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将澳门博彩业合法化。然而澳门长期存在华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澳葡政府腐败的不满，澳葡政府并未有意改善这些情况。1966年12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严重警民冲突的一二·三事件爆发。此后，澳门实际处于半解放状态，受中国控制，左派在澳门社会各阶层扎根。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极右政权被推翻。新的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1975年12月31日，葡萄牙将最后一批驻澳门军队撤离澳门。1976年2月17日，葡萄牙颁布葡属澳门的基本法《澳门组织章程》。1979年2月8日，葡萄牙更进一步与中国建交。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葡方更定义澳门为“葡萄牙管治的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以谈判解决。
198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09－1992）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António Ramalho Eanes，1935－）会面，交换对澳门问题的意见。1985年5月，埃亚内斯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晤。经过一系列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澳门进入回归中国的过渡期。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行政长官是澳门首长和政府首脑，又称特首，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是澳门立法机关，议席分为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行政长官委任。间接选举来自指定行业。澳门立法会分为维护特区政府的建制派和主张自由主义的泛民主派两大主要派系，建制派在立法会长期占据优势。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澳门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何厚铧（1955－）就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澳门回归后，受惠于博彩旅游业，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内地人移民澳门，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多次劳动节游行中，游行人士都与警员爆发了较大冲突。

海峡两岸

两蒋时期

随着解放战争的失利，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1949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台湾戒严，从此台湾便进入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12月7日，中央政府迁往台北，海峡两岸开始分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出于冷战局势的影响，联合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此时都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视为中国合法政府。
蒋介石借《台湾省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人权缺少保障，异议人士不断遭受迫害，情报机构对可疑人士及批评、反对国民党政府者滥捕滥杀、没收财产，形成白色恐怖。
1951年，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省议员及全台各县长市长实施民选，但省主席仍由国民党指派，地方自治未能完全落实。雷震（1897－1979）等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国》杂志上要求民主，批评时政。1960年，雷震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很快就被政府镇压。

1954年12月3日，中华民国与美国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处于美国保护之下。依托美国的经济援助，再加上耕地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稳定了农业发展，台湾经济逐渐恢复。民国政府采取“巩固外交”的政策，谋求“确保台湾，光复大陆”。
1954年9月3日，解放军对驻守金门的中华民国国军发动了榴弹炮突击，史称九三炮战。次年1月18日，解放军经过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攻占浙江台州一江山岛。2月，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中华民国海军组织大陈岛撤退，将台州的大陈岛军民船运至台湾。史称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8年8月23日开始，解放军对金门发起猛烈炮击，金门炮战爆发。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开始反击，双方隔海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由此发生。随着补给的恢复和美国的援助，解放军于10月初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不打”（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逐渐减少攻势。金门炮战是国共双方至今最后一次大型军事冲突。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访问台湾。中国大陆大跃进刚刚结束，国力正虚弱，蒋介石积极筹备国光计划，密谋反攻大陆。然而，国际政治与军事因素都不利于支持台湾反攻大陆，计划便在70年代初期冻结。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各国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坚持“汉贼不两立”，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与其它多数国家断交，国际间也使用“台湾”称呼，或如奥运会使用“中华台北”、世贸组织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等。台湾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弹性外交”，着重发展经济与文化交流，但仍然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副总统严家淦（1905－1993）继任总统。为了安定民心，严家淦留下已提出辞呈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继续推动十大建设。1978年，蒋经国（1910－1988）继任总统。在他的推动下，台湾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出于国际形势和岛内兴起的民主运动，蒋经国逐渐推动政治民主化。1979年12月10日，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组织群众游行与演讲，诉求民主自由，与军警发生大规模冲突。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令政府形象大损。华裔美籍作家江南（刘宜良，1932－1984）遭到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刺杀身亡。迫于美国的压力，蒋经国于1985年宣布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1986年9月28日，党外运动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尚未解严，但蒋经国默许其存在。次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党禁、报禁也逐渐解除。1987年12月，蒋经国开放两岸探亲，海峡两岸38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

为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金门炮战，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应对叶九条，蒋经国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并强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原则。
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1983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即邓六条，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台湾民主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副总统李登辉（1923－2020）继任总统。同年，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意图逼退李登辉，引发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与保守的“非主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双方的争斗到总统选举前的1990年2月达到最高峰，史称二月政争。最后主流派取得优势，李登辉顺利当选总统，坐实党政实权。
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立法院与国民大会因国民党以动员戡乱以及维护“法统”为由未曾改选，被讥为“万年国会”。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野百合学运，也称三月学运。1990年3月，数千名大学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静坐，公开提出“废除临时条款”等多项政治改革诉求，历时一周。在六四事件与野百合学运的影响下，李登辉同意民主化，召开国是会议，终止动员戡乱，全面改选国会，推动修订宪法，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宁静革命”的政治改革。
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正式废止。同年，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并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万年国会退出历史舞台。此后，李登辉在任期内又陆续推动五次修宪，总统、副总统改由全体公民直选产生。长期被歧视为“高山族”的台湾原住民族，也在修宪后获得正名。
李登辉还推动“务实外交”政策，不再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强调两岸是分裂分治的状态，在加强与邦交国关系的同时，增进与非邦交国的各项实质性关系。

1988年，国务院成立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1991年，台湾行政院对应成立了大陆委员会（陆委会），委托民间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处理两岸交流事务，大陆也于同年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
1992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达成九二共识，认同“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台湾对“一个中国”有不同的解读，形成“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915－2005）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1917－2005）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与发展。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
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美国。7月至11月，解放军进行第一次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抗议李登辉访美。1996年3月，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前夕，解放军进行第二次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武力威慑台湾。美国立刻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战争一触即发。史称台湾海峡导弹危机，又称第三次台海危机。由于间谍泄密，在美国压力下，冲突最终没有爆发。李登辉仍然当选连任了总统。
1999年7月，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此后两岸的对话机制长期陷入停滞。

2000年3月，民进党的陈水扁（1950－）当选总统，实现了台湾首次政党交替。陈水扁推行台湾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政策，更于2002年8月提出一边一国论，否认九二共识。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发表对台关系的四个“决不”，也就是胡四点：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2. 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3. 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4.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强调若“‘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法律上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许多台湾人民对此感到不满，于3月26日在台北发起了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数十万人参加。
4月底至5月初，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1936－）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和平之旅”。4月29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连战，实现了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历史性握手。亲民党、新党随后也访问了中国大陆，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同年，第七次《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通过。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交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国民大会停止运作，立法院成为唯一国会。

2008年3月，国民党的马英九（1950－）当选总统，主张“不统、不独、不武”的新三不政策。他提出“活路外交”政策，强调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友善关系，避免触及一个中国原则。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主张，即胡六点。
2008年6月，海协会与海基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制度化协商。12月，两岸海、空直航及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开历史性步伐。2010年6月，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推进了两岸经济一体化。
2014年，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问题处理失当，对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同年3月，反对ECFA后续协议之一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更在台湾爆发。抗议学生占领了位于台北的立法院，还曾一度尝试占领行政院。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作为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双方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分交换意见。

2016年1月，民进党的蔡英文（1956－）当选总统。蔡英文主张维持现状，否认九二共识。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习五条，重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而同日下午，蔡英文表示“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2016年以来，解放军海军舰艇、空军军机不定期绕台湾岛巡航。2019年3月以来，解放军军机更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频繁在台海进行军事演练，警告蔡英文政府。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1940－）出访台湾，与蔡英文会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解放军随即举行环台军事演练。

2024年1月，民进党的赖清德（1959－）当选总统，打破了8年一次的政党轮替。

21世纪的中国

胡温新政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942－）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42－）主导的胡温体制上任之初就面临着第一个重大挑战——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简称“非典”疫情）。2002年11月起，疫情就开始在广东传播，但政府一直没有公布相关信息。直到2003年2月，疫情开始扩大才正式公开。3月上旬，疫情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4月中下旬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胡锦涛将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和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撤职，然后积极在全国范围展开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并允许世卫组织专家进入中国了解疫情。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

2003年8月底至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其内涵是：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它行业和领域；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等重大政策措施。《决定》对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三农问题上，胡温面对的是经济衰败与矛盾尖锐的农村，而最为突出的斗争焦点就是农业税和各种收费。各种税费已经导致各地此起彼伏的暴力抗税，其中以2000年8月16日的丰城事件尤为严重。江西丰城数千农民冲击乡镇政府，追打乡镇干部。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终结了这个在中国存在了2600年的税种。附加在农业税上的一系列地方性收费也一并取消。
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与房地产开发让更多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无产阶级。随着房价的飙升，越来越多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买不起房。医疗、教育的市场化也产生了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尽管胡温时期，城乡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但贫富分化的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医疗、教育日益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共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七大后，胡温依然需要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化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且迅速由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由美国扩散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其实质依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下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2008年9月开始，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还引发了国外进口公司信用问题。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出来，大量沿海工厂开始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面对经济危机，中央首先大规模投资。在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国开始大规模兴建高铁等基础设施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程也是投资点。除去中央财政四万亿拨款，地方大规模进行借债，地方债规模达到20万亿。同时，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这些举措，都使得中国政府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到全体人民身上。不仅如此，这些举措还将经济压力转移到金融领域，同时造成生产能力进一步膨胀。
尽管中国通过投资和借贷，暂时避免了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破坏，但是由于此后世界经济长期没有走出低谷，因而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是日趋严重。由于国内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的资本输出急剧增长，在本国资本主义日渐强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逐渐走向帝国主义。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8.7万人遇难，受灾群众达4625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强的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迅速组织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援活动，派出逾十万军人、调动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协调来自全球各地的救援队伍，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并制定了灾后恢复重建计划，动员全国力量实行对口支援。
警方平息了2008年西藏骚乱（拉萨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打击了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活动。

胡温时期，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1965－）乘坐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顺利完成了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5年后神舟七号飞船航天员成功进行中国航天员的第一次太空漫步，实现了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2007年，嫦娥一号首次完成绕月探测。
2006年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8年8月，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入高铁时代。
此外，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

2008年8月8日至24日，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随后举行第十三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0年5月1日至10月1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

胡温推行睦邻友好政策，加强区域合作，“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4年10月14日，普京访华期间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罗斯归还中国半个黑瞎子岛，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同东盟在2002年11月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南海共同开发奠定了政治基础。
2005年3月至4月，中国多地举行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2010年10月，中国多地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事件。2012年8月中旬开始，中国多地示威抗议日本政府上半年提出的钓鱼岛国有化政策、8月15日扣押香港保钓人士和19日日本右翼登陆钓鱼岛。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抗议升级为对日企、日货的打砸抢。中国通过常态化执法巡航等措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实施管理。

2012年2月6日，重庆发生了王立军事件，重庆市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1959－）私自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949－）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判刑。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1942－）也被调查判刑，成为首位被查处的正国级领导人。
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发动“唱红打黑”，大力宣扬红色文化。薄熙来事件是中共内部政治路线和权力斗争的重要事件之一。

习近平核心体制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会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以习近平（1953－）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形成。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习近平上任后，多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并指出其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坚持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他还强调“四个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还大力推行反腐败工作，卓有成效，同时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做出了改革部署，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目标，会议要求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各领域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作了准备。
会议把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升级成为国家战略，即“一带一路”。在这样的政策支撑和鼓励下，中国资本输出日益增长，掀起了并购海外企业的狂潮。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商品输出也日益增长。中国强盛的工业实力，为中国确立货币霸权提供了基础，人民币逐渐开始成为世界货币。一带一路除了加大对外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之外，还加大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电网建设，既可以将广大地区与中国进一步联通，便于中国确立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又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半殖民地国家，往往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为配合资本输出，中国牵头建立了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解决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去产能即消灭过剩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就是让小企业破产，进一步加剧垄断；去库存主要是指消化庞大的房地产库存，逐步化解房地产过剩的危机，但房地产去库存不仅使得中国国民负债率倍增，造成再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掉库存；去杠杆是在经济萧条期，降低资本负债率，从而减少债务风险，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降成本主要是政府为企业减负，降低人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税收，实际上将经济危机的成本转嫁到了无产阶级身上；补短板就是扶贫，通过资本主义农场和家庭手工业来建立现代化农业，同时为资本投资找到了新场所。
官僚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地位，镇压工人运动。例如2018年7月至8月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便被镇压，并被定性为境外势力煽动。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共十九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实际上掩盖了中国的阶级矛盾。
大会提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也被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赵乐际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并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

2019年12月，湖北武汉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并在2020年初迅速向全国和其它国家扩散。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在国家组织下，全国广大医务人员与国家医疗队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支援抗疫；各行各业积极出力，社区工作者日夜值守，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奋勇当先，广大科研人员奋力攻关，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环卫工人起早贪黑，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到3月，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疫情转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阶段。随着全球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境外疫情输入压力越来越大，疫情仍然散点爆发。2021年3月起，中国大陆各省开始推动大规模疫苗接种，零星爆发的疫情也得到“动态清零”。奥密克戎变异株开始广泛传播后，2022年3月至11月，中国大陆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爆发，疫情形势更加严峻。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总结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其中特别突出肯定了新时代即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成果。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把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定位写入党章，并写入“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李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习近平再次连任总书记，并将中央政治局全部换为自己亲信。

在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时，中国大陆采取“动态清零”政策，即“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快速切断疫情传播链，初期成效显著。然而，进入2022年，传染性强、致病性弱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主要毒株，清零政策愈发困难，长时间的大规模核酸检测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此外，“一刀切”屡禁不止，许多疫情不严重或者没有疫情的地方也处于封控状态，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健康码滥用的现象，致使群众愈发不满。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二十条》），大幅减少了防疫要求。然而，《二十条》在地方并未得到良好落实。11月26日，以新疆乌鲁木齐高层住宅楼火灾为导火索，全国各大城市、高校爆发了以举白纸为主要形式的抗议，要求结束清零政策。迫于白纸运动和经济压力以及清零政策的不可持续性，12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并向共存政策过渡。

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科技进步显著，在多项领域已经追赶甚至领先世界。
中国在航天领域与空间探索上取得成就突出。中国探月工程的“绕、落、回”任务全部完成：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搭载的玉兔号月球车成功登月；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采样后成功返回。2020年7月31日，覆盖全球的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启用。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顺利登陆火星。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宫空间站成功对接。

在外交上，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除了一带一路外，习近平还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引发中美南海对峙。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更是日趋紧张。中国外交政策日渐强硬，被称为“战狼外交”。民族主义也在中国开始盛行。
2019年开始，中国和西方国家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上的对立更加频繁，互相制裁不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形势更加恶化。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与东南亚争端加剧。2020年5月开始的中印边境冲突使中印两国的关系一度恶化至顶点。

中国在军事上也进行积极准备。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交付海军；2019年12月17日，中国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的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服役。这两艘航空母舰都已形成具有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2017年5月5日，中国第一架大型运输机C919首飞成功，并于2023年5月28日正式载客运营。2017年7月11日，中国还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并为海军护航编队在亚丁湾巡逻护航提供保障。除此之外，坦克、装甲车、导弹等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在此期间开始研制或研制成功。
2015年底，中国还开始了一轮大规模军队改革。裁军30万人的同时，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也正式成立；军委领导下的解放军四总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装备部）体制改为中央军委多部门制；七大军区撤销并重新划设五大战区；军兵种机关整编，陆军集团军调整组建，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军事司法体制和军衔制度以及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都实行了改革。在加强军队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加强了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指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