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形态学
形态学（morphology），又称词法学，是研究构词规则——即语素组合成词的规则的科学，是语法的一部分。
形态学是最古老的语言学分支，最早的语法描述的正是形态。现存最早的语言学文献是约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尔语词汇表，以楔形文字记录在泥板上。当时，作为古典语言，苏美尔语是两河流域通行的宗教、文学、科学语言，但是日常口语正在被没有亲缘关系的阿卡德语替换。因此，苏美尔语被作为外语教学。这些词汇表记录的就是苏美尔语词汇的各种形态。在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的语法著作中，形态学也占有重要地位。
直到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都将语法基本等同于形态学，这可能是由于西方最重要的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都具有丰富的形态结构。直到1859年，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引入「形态学」（Morphologie）一词，形态学才从语法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与早已存在的音系学和句法学同等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形态学也可以认为是一门年轻的语言学分支。
词
形态学的研究对象是词（word），然而语言学家对词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大多数人对词的认识来自于正字法，两个空格之间的字母序列就是一个词，即正字法词（orthographic word）。但是，正字法仅仅是一种书写的规范或习惯，因语言而异，甚至在同一语言中也会变化。例如，德语将复合词Handschuh连写，英语对于类似的复合词连写还是分写却没有统一的标准，hand shoe、hand-shoe、handshoe都有可能。此外，汉语完全不使用空格分词；朝鲜语直到20世纪采用谚文之后才使用空格分词；越南语国语字虽然使用空格，但是空格分隔的是单音节语素而非词。因此，基于正字法对词的定义并不可靠。
从音系学出发，可以定义音系词（phonological
word）。音系词是音步之上、音系短语之下的音系单位，一个音系词只有一个主重音，许多音系规则如元音和谐、连读变调等只应用于音系词内部，附着语素只能附着于音系词，许多语言还限制音系词的音节或音步的最小数量。音系词通常用字母ω表示。
为了识别音系词，可以计算主重音的数量或者判断音系规则的应用范围。例如，西班牙语的dámelo由三个语素组成，但是只有一个主重音（da），所以是一个音系词；同样连写的fácilmente由fácil-和-mente两个语素组成，并且具有两个主重音（fa、men），所以是两个音系词。音系词的边界在不同的变体中可能不同。例如，英语中像blackbird这样的复合词，在一些变体中只有一个主重音（black），可以分析为一个音系词；在另一些变体中则还有一个主重音（bird），可以分析为两个音系词。
从形态学出发，可以定义词汇词（lexical
word），即词位（lexeme）。词位是构成母语者心理词典（即词库）以及书面词典的抽象单位，一个词位没有固定的音系形式，而是所有具有相同词汇意义和相同词类的屈折形式的集合。词位通常用小号大写字母表示。例如，对于英语词位SING，sing、sings、sang、sung、singing都是同一词位的不同形式。词位的其中一种形式会被选作该词位的规范形式，称为词目（lemma），用作词典的词条。SING的词目就是sing。
为了识别词位，可以尝试能否相互替换不同形式而不改变它们在词典中所指向的词条。例如，英语的sing和sung都具有「唱」的含义且都属于动词，所以属于同一词位；而sing和song则属于不同词位，尽管两者来自同一词根。
由于意义和词类的不同，派生会改变词位。例如，sing（唱）和singer（歌手）就是通过派生相联系的两个词位。因此，屈折将一个词位与其不同形式联系起来，派生则将一个词位与另一个词位联系起来。
从句法学出发，可以定义形态句法词（morphosyntactic
word）或语法词（grammatical
word）。形态句法词是一个词位与一组特定的形态句法特征的组合，即一个范式中的一个单位，形态句法词通过词形（wordform）实现为具体的语音形式。例如，西班牙语的canto
[第一人称, 单数, 现在时, 陈述式]是一个形态句法词，cantaran [第三人称,
复数, 过去时,
虚拟式]则是另一个形态句法词，两者都属于同一词位CANTAR，词形分别是/ˈkanto/和/kanˈtaɾan/。
为了识别形态句法词，可以判断不同形式是否具有相同的形态句法特征。如果形态句法特征不同，即使属于同一词位，也是不同的形态句法词；如果语音形式也相同，则是由同一词形实现的不同形态句法词，即词形合并。例如，在两个西班牙语句子Yo
cantaba ayer.和Él cantaba ayer.中，动词cantaba
/kanˈtaba/词形完全相同，但是形态句法特征不同，前者是cantaba [第一人称,
单数, 过去时, 未完成体, 陈述式]，后者是cantaba [第三人称, 单数, 过去时,
未完成体, 陈述式]，两者是不同的形态句法词。
词位—形态语法词—词形这一三元对立最初由英国语言学家John
Lyons（1932—2020）提出，并被英国语言学家Peter Hugoe
Matthews（1934—2023）明确作为框架应用于《屈折形态学》（Inflectional
Morphology）中：范式正是一个词位的所有形态句法词的集合，而实现规则则是将每个形态句法词分配至对应词形的规则。
形态句法词与词位紧密相关，可以看作同一层次，而这一层次又与另外两个层次——音系词和正字法词相互独立，其中任意一个层次都无法确定其它两个层次。试比较以下西班牙语表达：
| 表达 | 正字法词 | 音系词 | 形态句法词 |
|---|---|---|---|
| dar | 1个 | 1个 | 1个（词位DAR范式中的不定式单位） |
| dámelo | 1个 | 1个 | 3个（1个动词+2个附着语素） |
| voy a cantar （迂回将来时） |
3个 | 3个 2个（在快速口语中voy a连读时） |
1个（词位CANTAR范式中将来时的一个单位） |
| he cantado | 2个 | 2个 | 1个（词位CANTAR范式中的现在完成时单位） |
语素
传统形态学的语素
词并非最小的语法单位。美国语言学家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在其1933年出版的教科书《语言》（Language）中，通过切分和成对比较的方法，得到了比词更小的语法单位。比较词语cat和cats或者work和worked，可以切分得到在许多词中重复出现的形式-s和-ed，它们分别具有复数和过去时的含义。Bloomfield将其命名为语素，并定义为无法再被分析为更小的具有意义的重复出现形式。不过，他认为语素在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形式，即一段音位序列，而非一个形式与意义并存的抽象实体。为了避免心智主义，Bloomfield始终拒绝过多讨论语素对应的意义。换言之，语素（morpheme）是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也是最小的语法单位。
虽然语素的标准定义由Bloomfield给出，但是在他之前就已有数位语言学家使用「语素」这一术语。波兰语言学家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1845—1929）在其关于斯拉夫语言的音系与形态的研究中首次使用「语素」（морфема,
morfema）一词来指称词语中具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并将其与音位作为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相类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虽未使用「语素」一词，但他提出的「语言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一理论为形态学奠定了基础。随后，法国语言学家Antoine
Meillet（1866—1936）使用的「语素」（morphème）一词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含义，并且由此进入英语世界。
Bloomfield开创了分布主义（distributionalism），通过分析一个元素的分布——即该元素所有出现环境的集合，研究其对应的语言结构，因此分布主义也可以视为结构主义的一种。随后，美国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1909—1992）在其1951年出版的《结构语言学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中将语素也纳入分布主义框架：如果具有相同意义的不同形式处于互补分布，那么它们应当被视为同一语素。这与结构主义音系学中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分析模式相同。
美国语言学家Charles F.
Hockett（1916—2000）进一步引入了「形素」和「语素变体」两个术语，用来精确描述三个不同的形态学层次。Bloomfield则倾向于统一使用「语素」一个术语来混淆这三个层次。
- 形素（morph）：语素的具体实现，即某个特定词形中的语音形式，例如英语cats /kæts/中的音段/-s/、dogs /dɒgz/中的音段/-z/、horses /hɒː(r)sɪz/中的音段/-ɪz/
- 语素变体（allomorph）：一个语素可能实现的形素，即同一语素所有处于互补分布的形素，同样可以分为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
- 语素（morpheme）：形素之上的一种抽象单位，即意义相同且处于互补分布的一组语素变体，例如英语复数语素{PL}的语素变体为/-s/、/-z/、/-ɪz/
形素—语素变体—语素的三元对立完美对应了音素—音位变体—音位的关系。分布主义在语言的两个层次上都应用了相同的分析模式，这是项与排列模型能够作为一种形式上严谨的理论被提出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这一理论中，morph、allomorph、morpheme对译为「形素」「语素变体」「语素」并不合理，为了与音系学对应，更合适的中文翻译应是「语素」「语位变体」「语位」。不过，出于习惯，下文仍将使用「形素」「语素变体」「语素」。
对传统形态学的批评
Bloomfield式语素建立在4条实质性假设之上：
- 双射性：语素的形式与意义一一对应，每个形式对应一个意义，每个意义对应一个形式
- 可切分性：每个词都能被完全切分为若干连续的语素
- 同一性：意义相同且处于互补分布的不同形式必然属于同一语素
- 语义不变性：语素的意义在其所有语素变体中保持不变
这4条假设都受到了系统的批评，而后来理论形态学的发展大部分都来自于对这4条假设的回应。
语素首先受到的批评不是来自于结构主义外部，而是来自于结构主义内部。当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试图将语素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分析时，遇到了许多困难。美国语言学家Eugene
Nida（1914—2011）在其1948年发表的《语素的识别》（The Identification
of
Morphemes）中系统化了识别语素变体的标准，但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这种标准带来的难题：仅凭互补分布识别语素变体会导致过度归并。任何出现环境不同的形式，只要为其赋予一个足够模糊的相同意义，理论上都可以视为同一语素的语素变体。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必须引入「相同意义」的语义标准，但是这就导致对主观意义的依赖，而这正是分布主义所反对的心智主义立场。
Hockett本人在其1947年发表的《语素分析的问题》（Problems of morphemic
analysis）以及1954年发表的《语法描述的两种模型》（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中，为了解释许多语言现象，更是增加了许多特殊的语素形式：
- 零语素（zero morpheme）：没有语音形式的语素，用于无标记特征，通常用符号∅表示，例如英语名词复数sheep > sheep中的复数语素
- 空语素（empty morpheme）：没有意义的语素，包括连接词缀和主题元音等，例如西班牙语carne + -ero > carn-ic-ero中的-ic-
- 替换语素（replacive morpheme）：表示一个音位替换另一个音位的抽象语素，包括元音交替等，例如英语动词过去式sing > sang中的过去时语素
- 不连续语素（discontinuous morpheme）：由多个不连续的语音形式组成的语素，通常表现为环缀，例如德语动词过去分词machen > ge-mach-t中的ge-…-t
- 合并语素（portmanteau morpheme）：实现了多个语素的功能的单一语素，例如西班牙语动词cant-o中的-o同时实现[第一人称] [单数] [现在时] [陈述式]等多个特征
- 唯一语素（unique morpheme）：只在唯一一个词语中出现的语素，不在任何其它词语中出现，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例如英语cran-berry中的cran-
这些特殊语素在理论上维持了语素的双射性，但是不再具有可证伪性，因为所有反例都可以通过创造合适的语素形式来解释。因此，尽管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语言现象，却不再具有对于语言现象的预测能力。这种创造特殊语素的方法也成为后来的理论形态学持续争论的话题。
唯一语素是批评这一理论的典型证据。英语的blackberry（黑莓）一词明显可以切分为black-（黑）和-berry（莓）两个语素，这两个语素都可以独立使用且重复出现，例如black-用于blackbird。然而在cranberry（蔓越莓）一词中，切分出-berry之后，剩下的cran-却缺乏意义：cran-不能独立使用，英语中也只有cranberry一个词出现cran-。cran-被视为语素仅仅是因为在分布上它出现在应当出现语素的位置上，这说明语素的切分标准已经与语义脱节。唯一语素因此也被称为cranberry语素。
Matthews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批评，他认为Bloomfield式语素从索绪尔的符号那里继承了形式与意义必须统一于单一的离散且稳定的对象这一要求，但是这一要求是一种自上而下建构的理论，而非从真实的语言现象中自下而上总结出来的理论。他还指出了零语素最典型的问题：如果不断假设没有语音形式的单位只是为了维持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本身就不正确。Matthews希望直接通过关联一组特征与其完整形式的实现规则来描述屈折变化，而不需要通过语素这一中间对象。由此，他引入了「实现关系」这一术语，用于描述特征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美国语言学家Stephen R.
Anderson（1943—2025）站在生成语言学的立场，于1992年出版了《无形态形态学》（A-Morphous
Morphology），彻底否定了语素。他提出，在心理语法表征的任何层次上，词语都不由语素组成。语素不仅不完美，更是一种范畴错误：心理对词形的规律性总结的存在与对应这些规律的离散对象的存在被混为了一谈。实现规则是作用于语音形式的函数，而非单位的插入操作。
当代形态学的语素
美国语言学家Robert E. Beard（1938—）将Matthews和Anderson的批评推广为明确的原则，指出Bloomfield式的形式-意义符号存在的问题，提出分离假说（separation hypothesis）：语法特征和语音形式是语法通过规则关联的独立对象，而非不可分离的复合体。分离假说已经被几乎所有当代形态学模型接受。作为项与排列模型的继承者，尽管分布形态学保留了「语素」这一术语，但也已不再是Bloomfield式的形式与意义不可分离的符号，而是分为无语音形式的抽象特征和作为特征与实现成分的映射的插入规则两部分。
心理语言学也对语素的心理实在性展开争论：
强制分解模型（obligatory decomposition
model）主张，任何词汇在心理识别过程中都会自动分解为语素，由此假设了语素作为处理单位的心理存在。
完整词汇提取模型（full-listing
model）以及联结主义模型质疑语素分解的必要性，认为所有词形都完整存储在大脑中，不仅不规则的屈折变化是直接通过记忆提取的，规则的屈折变化亦然。
词与规则模型（words and rules
model）来自加拿大心理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954—）1999年的著作《词与规则》（Words and
Rules），本质上是一种混合模型。他主张规则形态使用语素组合规则，不规则形态则使用联想记忆。这场词与规则的争论本质上就是理论形态学中建构模型与抽象模型之间的争论的心理语言学版本，即语素是真实存在的处理单位还是仅仅对词形的规律性总结。
形态启动效应、词汇判定时间等实验证据以及对语言习得和失语症的研究都更支持混合模型，无论是完全支持还是完全否定语素都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语言现象。
在当代，语素作为一种表层的描述单位仍然实用，但其作为稳定的形式-意义符号这一观念已被分离假说取代。语素的双射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因为根据类型学研究，不符合双射性的现象反而是常态；如果坚持双射性，那么必须解释这些反例的原因和机制。至于语素作为一种离散的形态学单位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分歧：分布形态学以及大量关于分解的心理语言学证据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语素的存在，而Anderson则完全抛弃语素，通过实现规则来描述一切。
实现关系
Bloomfield仿照音位将语素确立为稳定的形式-意义符号时，整个理论就建立在了双射性的假设之上，但是这一假设很快在屈折丰富的语言面前遇到了困难。Hockett为了维持双射性，在项与排列模型内列举了许多用于解释反例的特殊语素。Hockett已经完全察觉到了语素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仍然使用「特殊语素」而非创造一个新的理论范畴。
直到1972年，Matthews在研究拉丁语动词变位时，为了描述一组形态句法特征与实现这些特征的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又不必假设该形式必须是可切分且离散的一一对应的语素，引入了「实现关系」这一术语。实现关系（exponence）是词的形态句法特征或语义特征与实现这些特征的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实现成分（exponent）则是实现这些特征的语音形式，包括词缀、元音交替、声调、重复等等。由此，Matthews奠定了词与范式模型的基础。随着1991年其教科书《形态学》（Morphology）第2版的出版，实现关系逐渐成为形态学的标准术语。
美国语言学家Arnold
Zwicky（1940—）在其1985年发表的《如何描述屈折》（How to describe
inflection）中首次完善了Matthews的理论。他明确区分了决定使用哪个词干的规则和决定向该词干添加哪个实现成分的规则，这一区分成为了十几年后Gregory
Stump创立的范式函数形态学的核心。
Anderson虽然没有将实现关系用作核心术语，但是他的反语素批评将这一概念推向极致：所有屈折都可以还原为作用于语音形式的规则，从而直接实现特征。Anderson借此证明，形态学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离散单位的前提下运行。
加拿大形态学家Mark
Aronoff（1949—）则在其1994年出版的《自治形态学：词干和屈折类》（Morphology
by Itself: Stems and Inflectional
Classes）中重新定义了实现关系的前提。此前的实现关系总是将语音形式对应于一组特定的形态句法特征或语义特征，而Aronoff进一步指出，语言中甚至存在一些不对应任何统一特征的形态模式，例如罗曼语的动词L/N模式。他引入了「语组」这一术语，语组所对应的实现关系是纯粹自治的形态结构，形态学相对于句法学和音系学的独立地位由此确立。
对于主张句法化的分布形态学，句法树无法处理扩展实现，即同一特征在同一词内实现多次。美国语言学家Rolf
Noyer（1966—）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裂变机制：如果某个节点的语音形式只实现了部分特征，那么该节点就发生裂变，使得新的语音形式继续实现剩余特征。
2001年，美国语言学家Gregory
Stump（1954—）出版《屈折形态学：范式结构理论》（Inflectional
Morphology: A Theory of Paradigm
Structure），形式化了实现关系的规则，正式确立了范式函数形态学（Paradigm
Function Morphology,
PFM）。自此，实现关系不再只是定性描述的概念，而是成为具有严格数学定义的计算规则。
英国语言学家Greville
Corbett（1947—）进一步将实现关系作为类型学形态比较的核心，创立了典范类型学（Canonical
Typology）。为了比较不同语言，Corbett定义了一个可切分、一一对应、在范式中始终保持一致的典范实现，作为理想状态；随后，他系统地将语言中打破理想状态的现象分类量化为偏离距离，确立了标准的类型学术语。Corbett这一对实现关系的分类包括：
- 简单实现（simple exponence）：一对一的实现关系，一个特征对应一个语音形式，是典范的实现关系。例如英语名词规则复数cat-s中的复数后缀-s。
- 累积实现（cumulative exponence）：多对一的实现关系，多个特征对应一个语音形式，且该形式无法再被切分，对应结构主义的合并语素。例如西班牙语动词cant-o中的后缀-o同时实现[第一人称] [单数] [现在时] [陈述式]等多个特征。
- 扩展实现（extended exponence）或多重实现（multiple exponence）：一对多的实现关系，一个特征对应多个语音形式。例如德语名词复数Buch > Büch-er中的复数特征由元音变化u > ü和后缀-er两个语音形式共同实现。
- 零实现（zero exponence）：一对零的实现关系，实现特征的语音形式表现为空，对应结构主义的零语素。例如英语名词复数sheep-∅。
- 空语素（empty morpheme）：零对一的实现关系，存在没有实现任何特征的语音形式，对应结构主义的空语素。例如西班牙语carne + -ero > carn-ic-ero中的-ic-。
- 非连接实现（non-concatenative exponence）：不通过语音形式的线性连接，而是通过超音段特征或者改变词干内部音位来实现特征，对应结构主义的替换语素。例如英语动词过去式sing > sang。
- 不连续实现（discontinuous exponence）：由多个不连续的语音形式实现特征，对应结构主义的不连续语素。例如德语过去分词machen > ge-mach-t中的ge-…-t。
- 词形合并（syncretism）：范式中的多个不同单位——即多个不同的形态句法特征组合实现为同一词形。词形合并与累积实现形成对比，在累积实现中一个语音形式对应多个特征，而在词形合并中一个词形对应多个特征组合。例如英语第二人称单数／复数代词合并为you，以至于口语中不得不发展出复数代词you
guys或y’all以示区分。
注意区分词形合并和同音异义（homonymy），尽管两者都是词形相同，但是词形合并属于同一词位，同音异义词属于不同词位。例如，英语的bank（银行）和bank（河岸）就属于同音异义而非词形合并。
对于一部分词形合并，其形态句法特征可以构成一个自然类，例如英语第二人称单数／复数代词you构成第二人称的自然类。其余词形合并的形态句法特征则不构成自然类，具有定向性，例如拉丁语中性名词的主格／宾格合并并非两者共享同一形式，而是宾格形式单向复制主格形式，如果将两者视为一个自然类，就会破坏阳性和阴性主格／宾格对立的系统性。对于构成自然类的词形合并，词与范式模型和分布形态学使用欠指定规则解释；对于其余词形合并，词与范式模型使用转指规则解释，分布形态学使用贫化规则解释；项与排列模型对于词形合并现象都缺乏解释力，只能假设同音语素的存在。
各种实现关系将抽象的特征转化为物理的语音形式，其中词形合并决定了这一过程中范式的哪些单位实现为同一形式。在此之前，异干互补有时还会参与词干的选择。在异干互补（suppletion）中，同一词位具有多个词根，不同形式之间没有任何音系或形态规则联系。例如，英语动词go及其过去式went来自两个词根，却属于同一词位GO。异干互补往往被视为高度不规则，无法根据一般规则推导而来，绝大多数异干互补只存在于最常用的词汇中。
go—went属于强异干互补，两个形式分别来自不同源的词根go和wend。在强异干互补中，一个范式中的空缺由另一不同源词的范式所填补。英语动词think及其过去式thought虽然来自同一词根，共享一部分语音形式，但是无法根据一般规则推导而来，可以归类为弱异干互补。有一些词存在语义联系但不存在词源联系，例如英语名词cow（母牛）和bull（公牛），属于不同词位，一般不属于异干互补。
项与排列模型将异干互补视为词根的语素变体，但是无法解释将这些语素变体联系起来的规则；词与范式模型将异干互补形式化为依附于词位的词干系统，直接继承了传统拉丁语语法的「主要形式」；分布形态学将异干互补视为受结构约束的根节点变体，根节点只有在结构上相邻的作用域内才能被另一词干替换——例如，加拿大语言学家Jonathan
Bobaljik指出，在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三级范式中，由于结构上不相邻，*ABA模式是不可能的，而AAA（如英语cold—colder—coldest）、ABB（如英语good—better—best）、ABC（如拉丁语bonus—melior—optimus）模式都有可能。
在异干互补之前，语组有时还会参与词干的分布。语组（morphome）是一种纯粹自治的形态结构，在语组中，范式中的多个不同单位共享同一词形或词干，但是这组单位并不共享形态句法特征，不构成自然类。语组有4条基本特征：
- 范式中的语组单位不构成自然类
- 在许多词位中系统性重复出现
- 说话者对其存在规律性总结，并应用于类推其它词位，语组在历时演变中保持稳定
- 其它任何形态分析都不成立
最典型的语组是罗曼语的动词L/N模式：L模式指陈述式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和虚拟式现在时全部变位共享同一词干，例如西班牙语动词tener的陈述式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tengo）和虚拟式现在时全部变位（tenga、tengas、tenga、tengamos、tengáis、tengan）共享异干teng-；N模式指陈述式现在时和虚拟式现在时以及命令式的单数人称和第三人称复数共享同一词干，例如西班牙语动词pensar的N模式单位词干发生双元音化（陈述式pienso、piensas、piensa、piensan），非N模式单位词干则不变（陈述式pensamos、pensáis），意大利语动词andare的N模式单位词干甚至发生异干互补变为va-（陈述式vado、vai、va、vanno），非N模式单位词干仍为and-（陈述式andiamo、andate）。
词与范式模型将语组纳入词干规则，并将规则的作用域通过扩展直接定义在对应的范式单位上；分布形态学只能通过析取式的环境分布解释语组，缺乏系统性概括能力。
2012年，德国语言学家Jochen
Trommer出版《实现关系的形态学与句法学》（The Morphology and
Phonology of
Exponence），首次以实现关系为核心构建形态学，并汇集了词与范式模型、分布形态学以及优选论对词形合并、累积实现和多重实现、语素变体等现象的观点。
美国语言学家Alice
Harris（1947—）则通过大规模的跨语言语料库，揭示了多重实现的普遍性，并说明了其并不总是可以还原为历时演变中的形态残余或者偶然巧合，推翻了传统形态学所认为的多重实现只是边缘例外。无论是词与范式模型，还是分布形态学，现在都不得不将多重实现视为一种系统现象。
在语组的概念得到广泛应用后，澳大利亚语言学家Erich
Round则与Corbett共同提醒语言学家应当谨慎，不要轻易将任何「不自然」的屈折模式都视为语组，必须建立更严格的标准，在充分排除所有基于特征的组合分析之后再考虑语组。
语言学模型
项与排列模型
项与过程模型
词与范式模型
分布形态学
屈折和派生
参考书目
- Mark Aronoff, Kirsten Fudeman. What is Morphology?, 3rd Edition. Wiley-Blackwell
- Laurie Bauer. Introducing Linguistic Morphology, 2nd Edi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Haspelmath, Andrea Sims.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2nd Edition. Taylor & Francis
- Rochelle Lieber. Introducing Morphology,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