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转自微信公众号歌之书

第一部分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会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毛泽东
　　毛的这段话非常简单和口语化，但是要从理论上来准确理解，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段话从当时到现在，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核心点其实在于“跟旧社会差不多”几个字。我们下面从各个方面来对这段话进行解读。

1、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继续存在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出发，通过各个环节的逐次上升，推导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大厦的面貌和规律。原因就在于商品这一最基本的元素中已经包含的各种内在关系，将必然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因此，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了解一个社会的全部至关重要。
　　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形式变更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更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社会生产的形式仍然是商品生产，而不是产品生产。这也是其被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原因。既然是商品生产，那么商品、货币、交换和价值规律就仍然存在并起作用，只不过在社会主义统一计划下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只是在商品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中，在它所体现的劳动二重性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中，其实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发展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只要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发展下去，它就必然会为自己复制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始终包含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逐步消灭生产中商品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前进到共产主义，二是让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从而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体现为两种，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主要地集中在工业领域，当然也包含一部分国有农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式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城乡居民的集体企业。因此，社会经济循环主要地就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循环。由于仍然是商品生产，所以产品仍然需要出卖以积累利润，工业品需要销售到农村，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农产品则由国家向公社统一收购，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以稳定市场，保障城市商品粮供给，同时有计划地获取各种工业原料。而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以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方式获得报酬，然后到市场上换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这些都是在继续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和流通原则。
　　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国有制，它在经济上是作为一个与国家进行交易的集体经济单位，它的产品，国家除了公粮外，不能无代价取得，必须要花钱买。它的成员的生活也不依赖于国家的供给，而是必须做到自我供给。我们知道，农民与工人不一样，它是一个集合概念，里面包含了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各种农民的思想和利益诉求是极其不同的，因此不能把农民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来看待。农村中无地或有极少土地，同时也几乎没有生产资料的贫雇农，大致相当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但是农村中的自耕农，主要是中农，则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所谓小资产阶级，就是既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剥削的个体劳动者的统称。而富农则相当于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了。在建国以前，虽然农村中的土地兼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各地的情况极不相同，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仍然是以自耕农占优势，全国总的来说，是一片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经过土地改革，更是在实际上使全体农民都成为了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
　　建国后，我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而农村中虽然进行了集体化改造，但合作社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各家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拿出来合作经营，每户甚至仍有退社的自由。人民公社在经过调整后，仍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模式，所谓三级即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仍然是放在生产队一级，也就是说，在公社和生产大队通过大大发展自己的社属、队属产业，从而吸引农民自愿将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公社一级，然后又从公社走向全民所有制以前，中国广大农民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将长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必然愿望，就是通过将自己的产品商品化，通过各种手段从市场赚取足够的利润，从而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因此，这就是列宁为什么说“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资本主义”，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主要原因所在。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坚决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商品化、市场化，以及搞包产到户，鼓励农民的小生产自发倾向。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就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到，“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实际上，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虽然都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旦实行单干，只能迅速产生两极分化的后果，一开始是家中劳力和生产资料较多的占优势并迅速富裕起来，很快就会经营其他产业，农村中的集体产业，将被一小撮在农村基层政权中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所吞并。在商品化大潮的席卷之下，将增加许多中间盘剥势力，由于缺乏规模和技术，单纯经营农业的利润也会越来越低，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最终传统农业生产将一步步被资本主义农业所完全取代，农民会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毛泽东所说的：“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其次，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大方向。单干后个体农民买不起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原来社队已经有的农机，大部分也因无人维护管理而弃置。因为农业机械化并不单单是一个机器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配套的农机修造维护体系。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国农村大量地区，根据公社的三级体制，形成了三级农机修造网，以保证农业机械化能够稳步推进。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主要农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六至十一倍，为保证我国农业连年丰收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各地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的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排灌机械、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等主要农机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六倍至十一倍。一九七五年的化肥产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化肥产量的总和；农药、农业用电量、水泥、塑料薄膜、机引农具等，也大幅度地增长。各种专业农机制造厂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可以生产包括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大型农用水泵等一千三百多种产品。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二十七个建立了大中型的化肥厂。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水电站等，遍及全国各地，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支援农业网。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郊区、河南新乡地区、山东烟台地区、河北遵化县、江苏常州市、湖北新洲县、黑龙江双城县农机修造厂等地大办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再次重申了1980年即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而公社的解体则造成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倒退。以西部地区的甘肃省为例，文革期间在国家的扶持下，大中型耕作机械大量增殖，同时，小型多样化的农机数量快速增长，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作业范围扩大，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用灌溉机械进一步发展。1978年底，甘肃省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31.61亿瓦、机耕面积93.51万hmZ，机播面积15.99万hm，机收面积3.22万hm。1979年后随着甘肃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生产队合作化解体，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变小，因农机作业成本较高，加之国家取消了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使得原有的农机具失去了使用价值，农田作业又变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见《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全书·甘肃卷[M]》）
　　第三，建国后我国在工业领域发展了大量的装备制造业，如果因为单干，失去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也将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和重工业技术积累的进程受到严重影响。本身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国有企业仍然需要通过出售产品获取利润，就已经导致很大一部分工厂的经营方针出现与国家计划的不协调，忘记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倾向于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更愿意什么来钱去生产什么。同时在工厂内也搞金钱挂帅，实行物质刺激，如果我国工农业之间有计划的经济循环被打破，那么工业领域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会迅速发展起来。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严重动摇。
　　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对上述问题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包产到户就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吃饱饭，先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就行，至于其他问题，以后还可以再调整，就像邓小平说的，“以后还可以再改回来嘛”。由于60-62年我国出现严重困难，在整个中央的巨大压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和默许在安徽搞了一场包产到户的实验。这一实验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责任田”的安徽省，在实验的两年内，粮食产量增长率都不如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而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责任田”不如人民公社有利于农业增产。安徽省实行“责任田”实验的1961年(责任田制度覆盖其秋收和秋种，影响当年秋粮产量)，安徽省农业产量下降6.8%，而全国下降5.1%。实行“责任田”实验的1962年(这年的夏粮、秋粮全部生产周期都覆盖在责任田实验期间)，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6.6%，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13.1%，增长率是安徽省的两倍。1963年(责任田影响这年夏粮的播种和一大半生长周期)，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4.0%，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10.1%，全国的增长率是安徽的2.5倍。这三年的数据足以表明，“责任田”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比不上其他地区实行的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
　　在安徽省停止了“责任田”实验之后，安徽省的粮食产量增长率反而迅速提高，甚至高于全国的增长率。1964年和1965年，安徽省已经完全停止了“责任田”的实验，这两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增长率分别为16.4%和19.0%，远远高于全国的10.3%和3.7%，1970年和1965年相比，安徽粮食产量增加30.7%，也高于全国23.4%的水平。（见江宇：《一场失败的实验—安徽1962年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
　　这样的结果，包括全国范围内从1963年开始，农业生产的全面好转和持续十余年的丰收，一方面导致毛泽东更加坚信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他对中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人的严重怀疑和不信任，认为他们在困难面前，顶不住压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继而与各个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是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力量。即他所说的，“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从国际上来讲，虽然在二战以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并有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流通，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仍然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只要在国家层面与外国做生意并产生经贸往来，其实质上就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公司参与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遵循着商品经济的逻辑。而这些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种种关系和需求，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针和经济政策方向，使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逻辑从各个层面渗入到社会主义的生产肌体中，并从而渗入到社会主义国家决策者的大脑中。

2、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提出的概念，它特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在生产形式上继续保留着旧社会商品生产的要素，在权利形式上也同样保留着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痕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在于所有制变更了。但是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其实包含着互相联系的三大方面，第一是所有制，第二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三是分配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是在法律上平等，但在实际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中，则处于极端不平等的状态。因为资本主义实行的是一种雇佣奴隶制，为了巩固对劳动者的统治，在任何公司都有一套等级制度。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无产阶级劳动者只有选择被哪个资本家统治的自由，而没有选择不被统治的自由。社会在分配制度上，对资本家实行按资分配，对劳动者实行按劳动力分配。劳动者在没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取得属于维持他生存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料。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首先是废除了这种雇佣奴役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分配制度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但是，按劳分配的逻辑仍然是来源于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概念，即你付出了相应的劳动，根据你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社会给予你相应的生活资料。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实行的是供给制，也就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在建国以后，在国家机关和生产单位中则逐渐地由供给制转向了等级工资制。其实按照八级工资制，一级工和八级工之间的差距跟现在比起来一点也不算大（也就三四倍的差距，而现在几十倍几百倍也不止），即使跟干部最高工资比起来也不会超过10倍的差距。但是这毕竟仍然是一种等级制度。那么为什么说按劳分配是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呢？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形式上平等，就是权利终于按照一种尺度，一种标准来计量一个人了，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情况。但是，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它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换言之，每个个体都是由多种丰富的规定性所构成的，衡量一个人如果只用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只看它提供了多少劳动，实际上就是只衡量人的一个方面，那么在这种尺度和标准下占优势的人，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它也不考虑人的各种客观需要，抹杀人与人之间在需求上的差别，就像毛泽东说的，“不管你人多人少”，如果你家里面只有一个劳动力，你就得靠这一个人的劳动养活全家，而另一家有三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非劳动力只有一个，那么他们家就会占据明显的优势。其次，经济上的优势必然也必然会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相联系，在一种等级收入制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特权等级体系也在建立起来，比如什么级别的领导该用什么规格的办公室，该配什么样的车，这整个一套体制都建立起来了。正如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所说的：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但是，张春桥也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事实上，只要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存在和发展，劳动时间就依然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这又会反过来巩固和加强商品生产制度。
　　这篇张春桥1958年写成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极大赞赏，毛泽东向来不喜欢等级工资制，而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他清楚知道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立即废除，但他坚决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渐限制、消灭这种不平等，即“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但是，毛的这种想法，与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张春桥的文章，在毛泽东亲自加上按语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毛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

3、党内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马克思对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区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怎么会产生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呢？包括学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按思想来划分阶级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来理解呢？
　　事实上，由于前两节所提到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但是，由于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资料，城乡的广大小生产者虽然拥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但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下也很难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真正有可能发展为新资产阶级的，必然只能是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由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事实上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因此，真正管理、领导企业和生产建设的，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于干部特权制度的建立，由于缺乏工人阶级对“先锋队”的民主监督，这个干部阶层逐渐发展为高居于劳动者之上的新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在事实上掌握、管理着生产资料，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一切重要事务，而且还能通过手中的特权，将大量的非法利益据为己有，他们不但在一般的生活资料上，而且在包括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的这些特权不但惠及亲友，且与党外的各种投机分子相勾结，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级。他们重新将工人农民变为剥削的对象，他们与工人、农民的矛盾已经发展为阶级矛盾，很多工厂、企业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因为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官僚特权阶层对于生产资料的事实上的所有权，其实仅仅只差一个处分权而已。
　　因此，为了最后在法律上使自己摆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束缚，使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必须要取得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权，而要取得这种决定权，他们就必然提出和赞成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理论、方针、政策，一条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就这样形成了。毛泽东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包括把一些知识分子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当下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讲的，而是指，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所主张的道路，在客观上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按照他们的道路走下去，必然要使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因而，他们在事实上代表了未来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其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个特殊语境，他指向未来，而不是当下。
　　下面我们分几个层面来论述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
　　首先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概念，叫做民主革命同盟军。我们知道，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为了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分，毛泽东又把前者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时间上来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叫做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将革命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本来应该是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的，只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不了，所以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虽然它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但性质上它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自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大量加入中共参加这一革命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民主革命，也就是赞成反帝反封建，但是却未必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即使赞成，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很遥远将来的事情。目前只要把帝国主义赶跑了，让中国民族独立了，实行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主阶级消灭了，革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把地分给农民，他们基本都赞成，但是要搞社会主义合作化，很多人就不赞成了。打倒国民党，打倒美帝，他们赞成，但是你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要缩小三大差别，防止两极分化，要反对物质刺激，钞票挂帅，总之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未必有多少人赞成。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参加革命，想参加的就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样的一大批人，他们从资格上来讲都是老革命，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是很缺乏的，毛泽东把这些人就叫做“民主革命同盟军”。也就是说，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要革命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就不要革命了。这是党内资产阶级或者说走资派产生的历史根源。
　　但这还只是建国以前的老党员、高级干部的情况，事实上中共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建国以后入党的，这些新党员的思想情况则更为复杂。建国初期对旧政权的绝大多数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谁当政就吃谁的饭的投机主义分子比比皆是，他们更是未必有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他们的思想、工作方法、价值观都大量的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建国后很多新党员也同样是“组织上入党，但思想上并未入党。”
　　党内一批领导人认为，建国以后，他们理所应当打江山者坐江山，中共应该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更是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阶级矛盾了，应该集中力量治理国家，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句话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即使不说是套话，也充其量就是勉励大家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学李自成，这个所谓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显然只是一种比喻，当年的很多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毛所说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真的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因为毛泽东真的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过去中国革命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整个中国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不过是一块更大的根据地，过去是国内的阶级斗争，未来则要发展为国际的阶级斗争，要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比如他就说过亚非拉相当于农村，欧美就相当于城市，就是要继续搞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国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其实完全是误解。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对这个问题有过准确的研究，他认为：
　　毛泽东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
　　当苏联1947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力图脱出民族这个狭窄的范围。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即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对于这样的思想，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同样是不理解的。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主张应当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民族利己主义作为进行外交活动的原则，反对和帝修反搞的太紧张，主张缓和，主张对外援助要减少。这些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和毛泽东的冲突，他认为这些观点代表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对外路线。乃至于毛泽东后来总结就说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对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对外纲领。“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见《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而在国内方面，建国初期的几年，毛泽东很快否定了中央很多领导人一心要搞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领导全国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些改造对象都并不是指向党内那些领导干部自己，所以他们大体上还是跟进的，除了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与毛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交锋。合作化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和正在形成中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交锋。
　　那么，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该结束了呢？在党内大多数人看来，正是如此。其实包括毛本人，对此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认识。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在56年到57年初这段时间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中国的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三大改造又已经顺利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虽然有一部分人人还在，心不死，但是已经翻不起大浪了。这个时候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还不无自豪的对比匈牙利和中国的情况说，匈牙利就是因为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差点造成反革命复辟，而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为了改善党的工作作风而展开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是非常乐观的，所谓的引蛇出洞，反而是在事后为了证明毛有先见之明，由官方故意建构出来的说法。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引蛇出洞，相反是过于自信。直到发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大量反革命言论出现以后，毛在不得不部署反击的情况下，才主张先诱敌深入，报纸上继续不论什么言论都发，让右派充分暴露自己，然后来一个反击。但这个部署并不是在邀请党外帮助整风的一开始就有的。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实，这段话并不是在原始讲话稿中就有的，而是在反右运动以后，在毛泽东重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后，才把这段话给加进去的。但是直到这时，毛泽东也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定位在党内，而仍然认为是在党外。这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我们上面已经谈了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现实的因素。1949年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整套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是在大量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很多东西干脆就是照搬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特权制度。毛泽东对这套苏式体制存在天然反感，但一方面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对立，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并没有认为这套体制会产生出新的党内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毛自己也还在摸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因此，在1949-1956年，是我国苏式体制的全面建立阶段，各级官僚初步享受到了等级森严的特权体系带来的巨大利益，开始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也即党内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阶段。
　　1957年反右运动，到1962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自己的集体意识，逐步暴露并被被毛泽东所察觉的阶段。在反右运动时，毛泽东还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视为复辟的主要危险之一，但正是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各级官僚在之前的整风中受到各种批评的很大冲击，他们就迅速把这次反右运动作为自己打击报复的手段，凡是跟自己作过对的，都打成右派分子，造成右派分子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通过这种手段，官僚特权阶层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右派分子的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所有下级和民众不敢对自己提出批评和质疑。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之，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产生了更大的恶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资产阶级，一开始疯狂地煽动极左风气，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要取消家庭。毛泽东本人固然对大跃进的发动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发现问题并出来纠左的也是他，而其他中央领导，则无视毛的纠左，继续进行左的煽动，在造成严重的恶果后，这些人又瞬间从极左变成了极右，之前是要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则直接连社会主义都要放弃了，他们这时候开始极力渲染黑暗形势，主张包产到户向单干倒退。各级官僚的胡作非为在大跃进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尤其是在农村，很多社队领导人简直成了土皇帝，打着党的旗号肆意欺压农民，有的滥用私刑对不满者实行吊打。甚至还有农村干部将自己吃剩的骨头扔给农民吃这种事情。在城市中，工人阶级与当权派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广大群众与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
　　1963年到1966年，是毛泽东与党内资产阶级展开反复较量，并最终决定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彻底解决问题的阶段。经过大跃进期间的大暴露，毛泽东已经认定，将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不在党外，而在党内。特别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经过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观察，更是坚信了这一点。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变，中国就会重蹈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覆辙。在当时，他认为农村的问题相对更大。因此，以农村为重点，展开了四清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这部分行使政治特权的当权者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欺压群众。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成为各个层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与刘邓等人在各方面道路问题上的矛盾逐渐趋于公开化，他对于修正主义复辟的担忧日甚一日。继而又发现，刘少奇等人搞四清的方法又是形左实右的，搞大兵团会战，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基层干部往死里整，毛泽东越来越觉得，基层的问题主要还是些多吃多占，修正主义主要的根子是在上层，在中央。刘少奇集中这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谈论修正主义复辟的语气越来越严重：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在文革开始以后，他又曾总结说：
　　“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总之，毛泽东认为，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是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建构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复辟资本主义最大的现实危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复辟。由于他们都处于当权地位，因此毛泽东将他们称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所执行的路线，就叫做“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认定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4、意识形态和文化革命

　　马克思和列宁其实都提出过，无产阶级不但要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还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革命，消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可能不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毛泽东从来不认为文化领域、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学术领域）只存在单纯的文艺问题、学术问题，而一定存在政治问题。因为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任何文艺作品，包括学术方法所体现出的价值观，都一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价值观的。而代表一定阶级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利益。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贵们总是豢养了一堆学术研究人员和媒体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背书，乃至影响政府决策。已经产生的党内走资派在形成了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更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发展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做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以便让无产阶级成为他们思想上的俘虏。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样是一种阶级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对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大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传统深入人心，与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开展一场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移风易俗，破除传统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改变包括男尊女卑在内的封建观念和封建道德；（2）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用唯物史观重新书写历史；（3）文艺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4）反对文化领域的权威压制和学阀现象，鼓励小人物向权威提出挑战。
　　什么是毛泽东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呢？那一定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决肯定革命，肯定阶级斗争，肯定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代表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文艺作品。毛泽东从建国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抓的非常紧，1951年就批判了电影《武训传》。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毛泽东批判这部电影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反对宣传被晚清以来的统治阶级所极力颂扬的武训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专门委托江青组织调查团赴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调查，并写成了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可见其重视程度。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定要坚持用唯物史观，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几年以后他支持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翖向红学权威俞平伯发起挑战，也同样是基于这个原因，认为两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过自己对红楼梦的观点：“《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的斗争激烈，出了几十条人命。这部书中所写的统治者只有三十三人，其他三百多人都是奴隶。毛泽东还说：“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因此，建国后17年间，虽然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建立无产阶级观点的斗争，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尤其对于文艺领域，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仍然没有成为舞台的主人，大量的旧戏、鬼戏仍然霸占着舞台，文艺形式也没有得到太大的革新，因此毛泽东抨击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旧的剥削阶级观念仍然在广为流行，民间的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这些状况，都让毛泽东极为不满，并作为修正主义在文化领域“专了我们的政”的重要依据。
　　因此，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文艺作品《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走资派与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互相勾结，互相掩护，共同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正好既是一个当权派，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他作为突破口，就能触及到他背后的北京市委，以及北京市委背后的中宣部、刘少奇，乃至全国的走资派。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精心部属下，向着修正主义开火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发轫的文章，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首先提到了人们对《海瑞罢官》这部剧的议论：
　　“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然后提到了剧目对海瑞的塑造：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关于冲突核心的“退田”：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文章对于海瑞的评价则是：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
　　最后，对于“贪官清官”命题的评论则是文章的核心：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
　　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6月，毛泽东在和胡志明的谈话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

第二部分 文革究竟要革在何处？

1、打倒走资派、群众政治与直接民主的实践

　　文革的历史过程是极端复杂的，由于本文不是历史文章，也就不再去详述文革发动与开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走资派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移花接木，大搞真假美猴王，将他们反文革的事迹转嫁到文革头上的，这里只需要直接从结果出发。从结果上看，可以不客气地说，如果把造反派当作在文革中兴起的对抗并试图推翻走资派统治的群众性政治力量，仅从掌握政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完全失败了。造反派一开始拥有巨大的能量，洗刷和冲击了一批党内走资派，但是，赞同并维护前17年体制的保守性群众组织依然在全国各地占据绝对优势，只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才让不少地区的造反派免予被保守派彻底扼杀，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不少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但是，造反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使得群众组织的整合和稳定掌权成为不可能，最后不得不引入军队势力，并向旧有的已经全面罢工的官僚力量妥协，只要他们能够表态支持文革，且被一派群众组织所接受，原则上就允许作为革命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所谓三结合的权力体制。
　　毛泽东曾表示过，他何尝不想让群众组织全部取代旧有的官僚体系，但是行不通啊，这些人不成熟，不但掌不了权，而且自己就首先斗的你死我活，各地到九大召开前后，能够在形式上形成三结合已经实属不易了，所以很多人说三结合其实是三凑合。很快，军队力量和旧的官僚就开始联手排挤造反派，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打压下去，或使他们逐渐边缘化。所以，全国除了上海、辽宁等少数几个地方，其他地区造反派最终均不占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九大是文革派的顶点，九大以后，军政官僚们就一直在向文革派反攻倒算中，支持文革的力量就已经开始处于守势了。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由于中央总的路线和毛泽东的坚持，即便在三结合政权中群众组织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相比于文革前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在很多单位的实权，但是作为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使得文革期间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彰显。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群众政治的大规模实践，这是这一变革最为宝贵的历史财富。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直接管理国家——从管理整个经济基础到管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能力，不再将命运交到“代理人”阶层手里，继续孙中山所说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直接参与“治权”，并建立起这种成熟的政治能力，不再被任何眼前的一时的利益所蒙蔽，才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铲除资产阶级复辟的土壤。
　　知名的激进造反派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有这样的描绘：“一月革命后，……没有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样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样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走资派的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1962年七千人大会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五年的时间，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
　　在各地第一次出现了不是由上面内定委派，而是由参加斗争的群众自己推举出来的人组成的革命政权。虽然并没有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遍选举，而是以群众组织推举代表的形式参与政权，但这已经是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了。各地革委会在成立之初，不但重视革命干部、解放军和群众组织的三结合，同时也重视老中青干部的三结合，重视在政权发挥青年人的革命朝气。以当时公布的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为例：
　　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
　　主 任：张国华，54岁，江西永新人，成都军区政委，省革筹组长，下中农出身
　　副主任：（按四川省革筹小组上报中央批准的名次排序）——
　　李大章，68岁，四川合江人，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地主出身
　　梁兴初，56岁，江西吉安人，成都军区司令员，省革筹副组长，工人出身
　　刘结挺，48岁，山东平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省革筹副组长，中农出身
　　天宝，51岁，藏族，四川马尔康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张西挺，女，41岁，河南淮滨人，省革筹成员，下中农出身
　　徐驰，54岁，山东人，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共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地主出身
　　邓兴国，35岁，四川绵竹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江海云，女，22岁，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
　　王恒霖，29岁，辽宁东沟人，719厂技术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红卫东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彭家治，35岁，成都人，四川石油管理局32111钻井队副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张泗洲，47岁，四川简阳人，原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劳动模范，贫农出身，“八二六”派
　　冯玉德，34岁，山西岚县人，南光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蔡文彬，26岁，河南许昌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贫农出身，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
　　杨至诚，29岁，陕西西安人，970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红成”派
　　但坤蓉，女，26岁，重庆长寿人，青川县乔庄公社城郊大队社员，下乡知青代表，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常委——
　　谢家祥，54岁，江西瑞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农出身
　　郑志士，49岁，山东莱芜人，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农出身
　　蓝亦农，49岁，湖南茶陵人，五十四军政委，中农出身
　　孙洪道，48岁，四川南江人，五十军副军长，贫农出身
　　王际康，49岁，山西忻县人，原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地主出身，“八二六”派
　　李均，50岁，山东昌邑人，原成都市副市长，中农出身
　　明朗，51岁，陕西南郑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自由职业者出身
　　蒋崇璟，52岁，河北高阳人，原西南国防工办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富农出身
　　鲁大东，51岁，山东馆陶人，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富农出身
　　王茂聚，52岁，山东莒县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
　　李林枝，58岁，四川苍溪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侯振东，35岁，辽宁宽甸人，132厂工人，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张锦福，26岁，四川彭县人，906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邓长春，23岁，四川宜宾人，重庆望江机器厂车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重庆军工井冈山及工总司负责人
　　陈万明，27岁，重庆长寿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八一五派重庆九八战斗团及八一五革联会负责人
　　孙尔惠，33岁，浙江宁波人，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永川红旗派负责人
　　吴纪昌，27岁，四川人，自贡汽车修理厂电焊工，工人出身，自贡市工代会负责人，“八二六”派
　　熊道生，25岁，四川万县人，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龙呈祥，32岁，四川新都人，雅安运输公司十四队驾驶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健修，43岁，四川犍为人，永荣矿务局一矿井采煤工人，工人出身，“八二六”派
　　徐开华，女，32岁，四川广安人，川棉一厂工人，工人出身，川棉红旗战斗团负责人，“红成”派
　　周桂林，42岁，四川郫县人，郫县红光公社副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农出身
　　张成女，女，22岁，藏族，四川雅江人，雅江县团结乡社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俄什木呷，26岁，彝族，四川冕宁人，冕宁县森云乡包子二社社员，白彝贫苦劳动者出身，共青团员
　　修玉兰，女，36岁，山东人，仁寿县明兴大队妇女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阴均（又改名王英军），女，27岁，四川泸县人，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八二六”派
　　游寿星，28岁，重庆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八二六”负责人
　　石福全，26岁，四川夹江人，成都工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红成”负责人
　　袁正蓉，女，24岁，四川江津人，四川医学院学生，工人出身，“红成”新总部负责人
　　王兴国，23岁，四川人，重庆交通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及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
　　周家瑜，23岁，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学生，工人出身，共青团员，重大“八一五”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
　　以上47人中，来自于群众组织的共25人，均为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竟然就有18人。试想一下如此多30岁以下的，过去毫无背景的草根群众领袖在当时能当上省级领导干部，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想象的。
　　再以1968年成立的辽宁省革委会为例：
　　主任——
　　陈锡联，54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雇农，沈阳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李伯秋，51岁，辽宁辽阳人，旧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杨春甫，55岁，河北任丘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良，52岁，山东郓城人，富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迪，45岁，湖南湘潭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杨弃，50岁，陕西汉阴人，小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第二政委
　　毛远新，27岁，湖南湘潭人，革干出身，本人成份学生
　　尉凤英，女，34岁，辽宁抚顺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724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岁，山东宁津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岁，辽宁本溪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岁，辽宁宽甸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410厂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岁，山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岁，辽宁寿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岁，安徽和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工学院学生，“辽联”派，共青团员
　　刘盛田，41岁，辽宁营口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委——
　　王从周，50岁，河北唐县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张海棠，56岁，江西清江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徒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常仲连，54岁，河南孟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空军高射炮司令员
　　麻继斌，49岁，河南郾城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刘采芹，57岁，山东莱莱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白潜，50岁，河南南乐人，破落地主出身，本人成份教员，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药子明，50岁，山西榆次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原省人委副秘书长
　　毕文廷，43岁，山东文登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杜湛，50岁，山西河津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店员，原辽宁省银行行长
　　阎存林，49岁，河北平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贫民，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
　　李锦章，34岁，山东诸城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112厂工人，“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徐广林，31岁，辽宁沈阳人，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李培元，26岁，辽宁抚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410厂工人，“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林柏松，29岁，山东栖霞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岁，辽宁沈阳人，小商贩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岁，辽宁丹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岁，河北扬宁人，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岁，吉林辉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人委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岁，内蒙喀佐后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林业厅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50岁，辽宁锦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31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昌图宝力公社公社红樱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以上38人中，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占了近半数，30岁以下的常委虽不及四川，但也有7人之多。
　　当然，文革期间主要的群众政治还表现为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民主形式。虽然各种五花八门的自发性群众组织看起来都是使用着差不多的理论话语，但其实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表达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阶层和群体的极端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不是任何人在代替他们表达和发声，而是他们自己在发声，自己在表达，他们要自己去学习组织、动员、宣传，还要学会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尽量争取舆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便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同时参与到本组织、本单位和各级政权的管理中，学会行政，学会参政议政，学会博弈，学会谈判，学会妥协，这其实就是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广泛的废除精英包办代替的群众性政治实践。固然在这种空前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免不了太多的缺陷和错误，乃至荒唐，但是，不成熟不能成为反对群众迈出第一步的理由，如果不让群众拥有这种实践的机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直接管理自己政权的能力就永远也不会成熟和建立起来。不管现在很多人如何地给他们扣上民粹的帽子，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举个例子，文革初期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大企业的体制内工人，虽然也被走资派压迫，但相对而言，政治经济福利待遇均较高，因此大部分在观点上偏向保守，但是临时工、下级机关干部则基本上都是造反派。以刚才提到的辽宁和四川两地为例，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四川的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有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成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则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杜钧福:《文革造反派的背景》）
　　文革初期，工人阶级很快取代了学生成为革命造反运动的主体，到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发动工人阶级进入各种单位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进一步提高。大量的一线普通工人进入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上海市为例，1967年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委员中，工人代表就占了4名。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05名委员，工人代表达到43名。1971年成立第四届上海市委，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工人占4名。工人造反派分别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还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据1974年统计，上海市工宣队总人数即达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就有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
　　 为了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1975年修订宪法时，专门将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形式作为合法的民主权利写入宪法。在文革期间，各种类别的单位中普遍都设置了大字报专栏，专门用来给群众抒发自己的意见。张贴、围观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如果写的好的大字报，还会被传抄转载到其他单位，一定意义上超前地起到了网络时代贴吧、微博的作用，官僚主义的领导最怕的就是这种大字报。除此之外，群众之间就某一问题产生争议时，可以在公开场合组织公开的大辩论，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都可以广泛地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75宪法还首次写入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这里要提及的是，文革在以下层劳动者及其群众组织取代原来走资派旧体制的权力时，注意到了如何防止新的领导干部又再次沦为特权阶级，陷入历史周期论怪圈的问题。它采取的办法就是，除了原先不是一线劳动者的干部需要下放和参加劳动以外，一线劳动者中的优秀代表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后，并不脱离原来的岗位和生产，其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并且仍然需要回到原岗位参加劳动。比如官至国家级领导人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纺织工人副总理吴桂贤，担任卫生部副部级领导的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均是如此。陈永贵仍然不拿国家工资，而是只拿农民工分，并遵循三三制的办法，即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一跑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毛泽东曾对此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三三制的办法好。”王桂珍也是这样的三三制干部，她仍然是大沟大队计工分的“赤脚医生”。大队每年给她计2000个工分，按每个工分分值7分计算，王桂珍一年的收入140元。在北京工作时，卫生部每天给王桂珍的补贴为5角。在卫生部食堂，王桂珍总是拣豆腐、菠菜等最便宜的菜吃，中午常以两个窝头对付。由于经常要接待外宾和外出视察，总不能显得过于寒酸、寒碜，致各种开销见涨，使王桂珍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时不时要让远在甘肃支内、其实收入也不高的丈夫接济、支援。在当时全国上下，这样的一线劳动者干部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看出，如果劳动者完全脱产担任领导干部，那他也就不再是劳动者了，这样的劳动者身份就仅仅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而在旧的体制下，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完成了自己阶级地位的跃升。而如果无论担任多大的领导干部，仍然是不脱产的劳动者的身份，仍然是原生产单位的一员，接受原单位、原属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监督，他们的阶级身份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一举措，对于实践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有着重大的探索意义。
　　直接民主的实践还更广泛地体现在各种生产单位中。文革期间，工人起来造企业领导的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企业的大权。而直到九大以前，很多地方，尤其是生产单位中，党组织并未恢复，这就为实现工人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创造了条件。再加上中央随后也大力提倡工人阶级要参加企业的管理，要彻底砸碎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呢，文革对这方面的变革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这一部分的详细内容我们将以工业组织为主题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2、工业组织与生产发展模式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叫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修正主义者通过这句话机械地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只要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定新的生产关系，反之，如果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就不应当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应当先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自然会到来。
　　但事实上，这种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特色是见物不见人。把人这种最重要的因素排除到生产力的因素之外。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则并不是把生产力作为与“人”无关乃至对立的“物”来看待的。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也说过，“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在一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已经诞生了推动历史往前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就取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始终是把实践，把革命阶级的实践摆在第一位的，而决不是庸俗的唯生产力论、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人类的实践包括了三大方面：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以上三种斗争都可以称作革命。因为并不是只有真刀真枪的革命战争才叫革命，只要是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并在矛盾和斗争中逐渐扬弃旧事物，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都可以称作革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种子破土而生变为树苗，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革命。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一种革命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当然就是非商品性质的生产逐渐取代商品生产，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法权逐渐消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逐渐取代旧事物，一句话，也就是无产阶级逐渐战胜资产阶级，并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因此，三大实践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过程服务的，也就是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服务的。因此，文革才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发展生产力也只是手段，是以革命阶级为主体的实践中的一种，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而服务的，而决不能与这个方向相背离，为了发展而发展，更不能不择手段，把作为实践的主体的无产阶级重新变为生产工具，把人变成物，通过剥削和压榨来发展生产。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当时生产力水平固然还很低，但是无产阶级一旦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来发展不发达的生产力，使其逐渐发达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而决不能按照唯生产力论的做法，因为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就要倒退回过去的生产关系，把工人重新变成雇佣奴隶和工具来发展生产。
　　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惯用的一种偷换概念手法，是说搞文革就是不要发展经济，不要发展生产，只有按照他们的办法才能发展生产。文革时期的理论文章在批判这种观点时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不要发展生产呢？当然要！我们的方针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伟大方针，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唯生产力论一直是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理论”。按照唯生产力论的说法，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主要是生产工具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新的社会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的发展，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社会革命。按照唯生产力论的说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不需要继续革命了。这些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割裂、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新老修正主义者的眼里，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上层建筑的变革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统统消失了。正是这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他们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阿尔都塞在《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一文中，也曾对上述这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目的论，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重复了它）将从这种目的论中获得其莫大乐趣：生产方式“循序渐进的”直线演替，会导致阶级社会走向终结。既然一切都似乎已经通过内容（生产力）与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先“相适合”然后又相矛盾的游戏得到了解决，那么，全然不提阶级斗争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除了历史所造成的迷乱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停地向他们灌输（甚至强加）虚假的显而易见性，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
　　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对如下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究竟应该给哪个要素以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性？
　　有些人（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力以优先性。他们大多数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首，后来则有斯大林。
　　另一些人则（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关系以优先性。他们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和毛泽东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由于偶然。
　　阿尔都塞还对照当时苏联的情况说，当今的苏联，一旦不再有斯大林政策中对警察的滥用，难道就不会沿着同样的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吗？一切来自苏联的可读材料，一切我们可与苏联人进行的交谈，还有赫鲁晓夫提出的未必确实（此后没有遭到否认）的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了，苏联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另一个论点是与美国进行经济竞赛，因为这必然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著名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只要“他们”看见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会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发人深思，我们禁不住要问：苏联要往哪里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
　　受到这种线性历史观的影响的人，甚至还提出这样的观点，包括当代不少学者也都提过，既然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使是复辟，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根本没有过资本主义社会，谈何复辟？因此文革所谓的为了防止复辟是错误的，是无的放矢。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能说什么呢，他们首先把社会性质与生产方式混为一谈，难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难道帝国主义的，半殖民的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吗？在革命消灭了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后，在赶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后，新社会中还暂时无法消灭的难道不就是这种商品生产方式吗？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来不可能是线性前进和线性倒退的，难道倒退就只能完全倒退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吗？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指的是旧的关系和逻辑在新的条件下给自己创造新的外在形式和内容吗？阿尔都塞对此指出：一旦进化主义迫不得已承认“倒退”，它也会认为倒退就是退回旧形式本身，毫无变化地回到过去本身。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进化主义，它的历史辩证法观念承认滞后(décalages)、曲折、非重复的倒退、跳越等等。正因为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某些国家能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向某种在原则上已经被跨越的生产方式倒退(如南斯拉夫)。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倒退并不是完全简单地向后回到原原本本的过去，回到旧的形式，相反，倒退通过一个不一样的过程而实现，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中插入一些新的形式(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外表”下产生一种新颖的(originale)资本主义形式。（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走资派利用唯生产力论作为武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还体现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他们再次把科学技术作为“物”来与“人”相对立，贬低和否定革命阶级的主体地位，公开违背马克思关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乃至于复辟成功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是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生产工具、科学技术固然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要人去应用，生产工具本身也要人去制造。人的思想不同，劳动的结果也就不同。否定人的因素，也就否定了最强大的生产力。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沙特政府军手中的武器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科技含量不高，但是在跟胡塞武装的战争中结果如何呢？这虽然并不是生产性活动，但是也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运用能力的延伸，如果把其中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抛开，那么任何的科技进步，都将成为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异化世界的力量而存在，成为统治无产阶级的东西。除了是以人为主人，还是以物为主人这一根本的问题而外，就算是技术本身，也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发展什么样的技术，点什么样的科技树，为什么人服务，当技术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里时，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当时关于应当以“政治挂帅”还是“技术挂帅”的讨论，以及联想到现在甚嚣尘上的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其他人不要干涉专家、专业人士的论调，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予以思考和澄清。
　　王洪喆在反思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时就表示，在一种非剥削的经济体或共同体中，其实更有效率的技术路线反而是人机结合的，不是排斥人的机能，而是通过机器把人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出来的路线，用诺伯特·维纳的话说“像人一样去使用人（human use of human being）” 恰恰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把劳动者排除出去的路线，所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获得大量投入。然而维纳早在五十年代就设想的控制论最能让人类社会受益的领域，即不同通讯系统之间的沟通，在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的接口技术，并未获得大的进展。维纳曾经致力于研发让工伤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的“波士顿手臂”，还有将触觉信号转换成听觉信号、让聋哑人重新获得语言能力的“听力手套”，这些项目因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纷纷搁浅。钱学森也曾经提出，通过技术增强人的能力和共产主义设想是相通的，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嘛。吴子枫更是指出，讨论人工智能，不能从纯技术的角度，而更应该从技术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展开。……要反对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工业党的观点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一个好世界。……相反，我们需要在欢迎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就包括强调技术路线对技术本身的优先性。（王洪喆等：《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
　　文革时期的复旦大学大批判组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一文中指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硬把科学技术说成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而且把这个论点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的。据他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的力量，最后才是……’。”
　　果真如此吗？查一查，不对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了这样一段论述：“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扩充生产力呢？当然谈不上去调动受他剥削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只能主要地依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把资本家增殖资本的具体办法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呢？这就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恰恰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
　　还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当然就不包括人的因素，不包括活的生产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句话一刀砍去，造成一种似乎马克思是在给整个生产力下定义的假象，似乎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的力量同科学技术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的歪曲吗？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源泉。“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三页）先有生产，先有生产的迫切需要，然后才有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如此。在古代，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的需要，才产生了天文学；由于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的需要，才产生了数学；由于农业的提水灌溉，特别是城市建筑、航海和战争的需要，才有了力学。到了现代，如果不是工业的发展带来了X射线和天然放射性的发现，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深入核物理学领域。至于半导体、激光、仿生学等等，也无不是生产实践推动下的产物。
　　科学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五页）“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四页）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革命导师的这些重要论点只字不提，却大谈起科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足见他们对生产实践轻视到何种地步。
　　对于生产力中什么是首要因素的不同回答，关系着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按照“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论点，必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成首先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谬论，就是由这个论点引伸出来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并不是在讲我国科学技术要有高水平，应当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是在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抓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可以决定一切，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统统都要一笔勾销了吗？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列宁曾明确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果不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生产的物质财富即使再多，也不能始终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弄得不好还会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怎么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
　　在现今西方的世界上，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力鼓吹“技术救世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宣扬“实验室是将来的后庙，是一切财富之源，也是人类幸福之源。”苏修御用文人也拚命鼓吹什么“社会力量的最好的源泉在于科学”，“现在决定人类命运的”正是“掌握我们时代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人”。他们兜售这种“技术救世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弹资产阶级的老调，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复旦大学大批判组：《“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
　　由于走资派站在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上，把工人阶级当成生产工具、统治对象，他们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想办法压制、榨取工人阶级。因此，在生产目的上，他们提倡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管理上对工人阶级使用对待牛马和奴隶的统治技术，一方面是胡萝卜，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一方面是大棒，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管理、压制工人的一套庞大繁琐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机制，在企业中依靠专家治厂，一切唯专家的意见是从，工人只有卖命劳动的权利，绝无在企业经营管理、技术革新等问题上的发言权。
　　体现在生产的目的上，就表现为究竟是为利润而生产，还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功能而生产。这两种目的的差别，其实正好是商品的二重性之间的差别，也是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别。使用价值，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一种表现。那么价值和财富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价值，或者交换价值，是建立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的商品的社会属性，但它并不是产品的必要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不需要交换，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这个商品特有的概念。只是为了不同性质之间的商品能够等同，能够交换，才需要以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衡量和通约商品的价值，因而才说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使用价值，或者财富呢？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相反，马克思强调，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提高，正是集中表现在生产中固定资本所占比例的不断增长，而所需要的直接劳动越来越少，创造的财富却越来越大。而这种情况本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对背离）就是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矛盾。最终商品经济的解体，也正是由于商品身上的这种二重性的矛盾的辩证发展。
　　1975年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表述：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过程也提供使用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这里。资本家开工厂，是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人，攫取利润。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
　　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成为生产的主人，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全体劳动人民你的需要服务。劳动人民的需要，不论是他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都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过程，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而应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哪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相反，凡是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产值大、赢利高，也不应任意扩大生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5年版）
　　既然社会主义阶段是商品经济逐渐消亡，并为产品经济取代的阶段，那么我们不妨从真正的产品经济上来看看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产品经济，其实就是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在你这个人手里，你需要什么，你就去生产什么，你并不是为了赚钱才去生产这些东西。所以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走资派鼓吹为利润而生产，实际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给工人阶级，而是给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准备的。既然要无限度的追求价值增殖和扩大利润，那么自然要在创造利润的工人阶级身上想办法，这个跟如何使奶牛能够在单位时间内挤更多奶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稻要主张不择手段的猫论的真正原因。他所谓的不管白猫黑猫，要抓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大利润的目的。文革时期有批判猫论的文章指出：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使人想起那个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从帝国主义哲学家杜威那里，贩运了一套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其中著名的一条是：“对我有用的都是真理”。这个“我”就是资产阶级。这同不管白猫、黑猫，只要对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有用的，统统都是好猫的谬论，何其相似乃尔。如果按照他的不分白猫、黑猫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企业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继续腐蚀人们的心灵，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扩大和强化；社会主义企业性质逐步蜕化变质等等，其结果是大大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上面说到，为了把工人作为生产工具尽量榨取剩余价值，走资派使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其中的胡萝卜就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据说这是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但是积极性与积极性之间是不同的，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也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帮别人干活，还是给自己干活。如果你是一个军迷，你买了一个舰船或者坦克模型来拼，你唯一想的就是把它拼好，因为这是在给自己拼模型，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这给你作为拼装工人，拼好给老板拿去卖是不一样的。正如你在唱吧上面发自己唱的歌，和在歌厅卖唱是不一样的。人最大的积极性，恰恰是来自于你并不是为了钱做一件事，而是你自己想做这件事情，谁也拦不住你。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工人阶级是生产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它能够明确知道它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劳动。这种积极性，就是红军战士不发工资还能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种积极性，也是最高的一种积极性。
　　而什么是资本主义积极性呢？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有两个前提：（1）不是勇夫自己赏自己，而是有一个事主赏他；（2）勇夫要干的并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帮别人干事情。因此，这种物质刺激、奖金刺激，隐含的前提，就是工人并不是生产和企业的主人。而且，即使是这种物质刺激，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收买政策。一旦工人上了他们的当，等到他们相继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完成复辟后，最终就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利益下手。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成了改开最大的牺牲品。即使到今天，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不如十几年前那样廉价，但中国依然可以说是全球资本家的真正天堂。中国的劳工权益保障甚至不如东南亚：没有任何组建自己工会的权利，也没有罢工和游行的自由，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极低。这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中可以说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物价水平却和发达国家并不相上下，比如和德国的物价比起来，就只是不同商品价格互有高下，决没有拉开档位上的差距。然而德国工人的一般工资，早在2005年就达到了时薪12、13欧，从2015年起，德国联邦议院又决定了税前每小时8.5欧（约合人民币72.6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通工薪收入基本都在时薪30欧以上。一份2012年的汽车装配工的平均小时收入显示，美国是45.34刀，加拿大39.04刀，墨西哥7.8刀，巴西18.78刀，英国38.28刀，法国45.77刀，德国58.82刀，日本41.85刀，韩国25.74刀，中国4.1刀。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剥削率已经高到了什么地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了。
　　当时对于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特点有过如下总结：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主张实行“一长制”、“专家治厂”，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奉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搞“管、卡、压”，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是“马钢宪法”的翻版。它的要害是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企业的领导权，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鞍钢宪法永放光芒》）
　　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的是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这套办法虽然是在文革前提出来的，但是基本没有得到落实。只是在文革期间，才通过企业各个层面的工人夺权，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并进而带动了整个计划经济各环节组织实施的深刻改变，工人广泛地参与到了从管理到计划的各个环节中，并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当时的文章说：
　　鞍钢宪法提出的大搞群众运动，体现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光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群众创造的。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鞍钢宪法”提出的“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
　　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压制群众，鄙视群众，扼杀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它使企业的“一长”、“专家”、“权威”成为压在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高高在上的老爷；它把工人群众当成浑浑噩噩的群氓，听任驱使的活工具。它一手搞“管、卡、压”，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手搞“物质刺激”，妄图腐蚀工人群众的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天换地，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我国工人群众的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来源于不断提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来源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心。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我们心里装的不仅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而且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脑子里想的不仅是三年五载，而且要想到整个历史时代；肩上挑的不仅是千吨万吨钢，而且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广阔胸怀和豪迈气概。
　　夏尔·贝特兰在对以北京针织总厂为代表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之后，对于当时工业组织和管理层面的变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使读者能够有具象的了解，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部分详细摘录如下：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采纳。工人被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因此，总体计划是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也在不同工厂和专门机构之间采用。
　　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已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动员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技术革命的目标由各个车间提出建议，包括改善质量、提高生产率、保证工作环境安全、减少工作强度等。技术创新成果通常应用于上述领域，并带来多方面的改进：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
　　“一些改进即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证明机器非常实用。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裁剪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工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踏板，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时完全得不到休息。我们抬出来几台机器，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该小组将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的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终也会走上老路。”（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
　　这也正应了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双重性质让我们懂得，一些意识形态倾向能够像被铭刻在观念中一样，被铭刻在某些行为和某些实践的态度中。它让我们懂得，某些“习性”或“工作习惯”和“领导习惯”、某种领导“作风”，会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并且可能会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背离，哪怕这种作风和习惯是发生在社会主义领导人身上。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够在某些实践中，即在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某些政治的、技术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等等习俗中，找到支持。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人的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态度中找到支持完全一样。如果这些“工作习惯”和“领导习惯”大行其道，它们就不再仅仅只是私人的“怪癖”或瑕疵：它们会成为，或将会变成社会区分的象征，使人(无意识地或有意地)站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另一边。例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领域的领导人，他们的官僚主义或专家治国论的行为，都会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提供同样的支持。（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此外，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的工厂的革委会，大部分委员都是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针织总厂的革命委员会有21名成员，基于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录用职工的方案，与苏联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册或者强制个人就业记录在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委员会同生产小组、思想政治工作小组这两个行政机关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组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一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工人管理小组审查季度报告，在同工人讨论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工厂在1966年到1969年没有党委。在此期间，革命的重点是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造有利于老党委成员自我改造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整党建党运动。为此，工人们就领导的做法、错误和世界观等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和批评。这一进程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各种群众组织参加，有些组织虽然声称遵循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追随了相反的路线。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大联合”，即把各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尝试。在许多工厂这一努力失败了，而后解放军也参与进来并给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联合才终于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三结合—建立一个由群众代表、通过群众考验的干部和解放军代表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作为革命的核心。
　　中国的“权力下放”政策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苏联和东欧，“权力下放”的特点是企业联合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计划指标则不断减少。与之相联的政治背景也不同。根据苏联现行做法，权力不断的转移给经理阶层而不是工人阶级。这种“权力下放”实际上是国家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从经济方面来看，苏联的“权力下放”侵蚀了价格计划体系，使得利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中国，“权力下放”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开始集体支配自己的生活，物价由计划控制，利润不是决定因素。正是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计划。“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管理形式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
　　许多产品被指定为“基本产品”，例如像煤和钢这样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国家计划。次要产品（水泥、用具）由省来计划。其他产品（农业工具、日常必需品）由于很广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计划，这些产品的计划由地区来制定。集体企业的产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费来决定，归入地区计划。
　　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物资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对于企业来讲，他们代表了消费者—在企业和物资局之间的会议上，他们会详细的探讨消费者的需求—并确保这些需求会得到充分的考虑。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了解人们的需要。这些调查是在物资局的协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产量等。新产品的样品（例如鞋）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行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设计：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计划通过几个阶段不断完善。生产单位会先得到反映社会需要的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而只是包括优先级和数量级。计划的初步拟定是在每一个生产单位，遵循“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原则。有一点经常被强调：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估计困难。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工厂的工人们开展调查，以获得关于顾客或用户的需求的具体数据。比如，农机厂的工人会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需求情况。如果有几家厂生产同样的产品，他们将派出代表进行讨论，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产量。这些调查及讨论的结果将受革委会、工人管理小组及各厂三结合小组的审查。
　　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价格稳定和总体财政平衡方面有一个偏见，即价格必须稳定同时生产单位一定要尽可能少地依赖公共财政资源来弥补赤字，对生产单位来说亏损只能导致不良状况。恰恰相反，生产单位的收益取决于总体经济的发展。
　　1. 重要必需品没有利润，如有必要国家会补贴。以谷物为例，因为国家垄断，对农民的实际收购价就等于零售价。这意味着国家承担了经营成本、运输成本等。在特定地区，比如北方，谷物的成本价（从人民公社的收购价）比较高，零售价仍然和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些产品上，物资局长期亏损。整体上说，近年来必需品的消费物价不断下降而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收购价却没有降低。例如50公斤大米的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降到了1970年的16.40元。同样地，人民公社收购价可以上升，但消费者价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价格就是这样。
　　2. 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实物以成本价售出，这意味着没有获得利润。例如药品的价格，随着成本的减少而降低。这样20万单位的青霉素的价格从1953年2.10元降到了1970年的1.23元。当一种社会需求必须优先考虑时，收费就被免费发放所代替，比如节育设施。
　　3. 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尽管维持着一定利润。例如50公斤煤的价格，从1950年的2.8元降到了1970年的2.5元。
　　在社会方面，科技活动正融入到工人活动当中，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割裂这些活动的。这种融合意味着新技术和新生产过程不仅仅属于少数专家，也能被大多数工人所掌握，他们的能力也因此被广泛的动员起来。我们正在见证着科学技术的新式社会组织的诞生，其基础是中国人所说的群众路线。确实是群众自己越来越多的开展并促进技术改造，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
　　现在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有许多研究，从一些数据中，挖掘出所谓的效率下降、质量降低、利润减少、浪费增多等现象来攻击鞍钢宪法和工人管理不如文革前的体制，更不如苏联那种，通过复杂的数学工具，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维持和运转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即使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他们也仍然是在用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的企业。当工人阶级史无前例地掌握了企业和生产的组织管理权力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最大意义上的进步。在这种新生事物产生的初期，它固然不可能是完善的，必然会有很多缺陷和不成熟的地方。但是这里最大的区别仍然在于，所谓的效率提高，究竟是工人自己作为主人，自觉自愿地逐步提高，还是在他者的强迫和管理之下，作为仆人的一种被迫的提高？这就好比，你为自己的一栋别墅打扫卫生，一开始用了一个多小时，并且浪费了不少水。在熟练过后，逐渐缩短到一个小时，50分钟，40分钟；跟你作为仆人去为主人打扫别墅，在主人的呵斥和打骂下在40分钟之内干完，能够相提并论吗？除了这里说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这一点以外，这两个例子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全部的区别。
　　 卢卡奇说，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力求进行具体的研究，它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歪曲历史事件的具体的单一性。它的错误就在于认为能在经验的历史的个体身上（个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在个体的经验地既定的意识中，发现那个具体。当它确实相信自己找到了万物中最具体的东西时，也就恰恰偏离了作为一个具体总体的社会；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的生产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化为阶级。由于它偏离了这一切，所以它就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东西。马克思说：“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作为新生事物，作为为了满足全社会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展开的社会生产，最重要的成果当然不是去衡量赚取了多少利润，具体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积累初期，在有意识地限制消费的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衡量这种机制带来了多大程度上的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国首次出现的技术成就，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技术成就如下（这是笔者根据各种公开资料所整理的）：
　　1966年
　　5月 中国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5月 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0月 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
　　10月 中国建成世界第一座合成苯车间。
　　10月 中国制成的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发电。
　　1967年
　　1月 中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建成。
　　6月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 中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10月 中国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 中国煤矿单巷长距离通风技术跨入世界先进水平。
　　10月 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月 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2月 中国第一台电炉液压自动装置试制成功，标志中国电炉炼钢自动控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月 杭州机床厂MM7120型精密卧轴矩台平面磨床投产，在加工仪器、仪表和工具的平面、侧面、斜面和槽面时，可以达到国际上最先进的“四花十四级”的最高光洁度。
　　1968年
　　1月 中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轮通过验收。
　　1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多学科科学考察。
　　2月 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5月 西宁电动工具厂和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联合设计试制成功了一种双重绝缘单相串激式羊毛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月 阜新发电厂的软化水处理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月 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并试制成功了第一批静压传动内燃机车，使工矿内燃机车的生产技术跨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9月 中国第一台小型简易氢气发生设备试制成功。
　　9月 中国制成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某型齿轮磨床，其精度、效能都超过国际水平。
　　9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座镀锌设备。
　　9月 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日全食现象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综合观测，使中国日全食研究工作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0月 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
　　10月 中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M9017光学工具曲线磨床。
　　10月 中国第一台转盘注射机制成。
　　12月 中国第一台深井石油钻机制造和试钻成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69年
　　1月 中国建成具有六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肥厂第三期工程。
　　1月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液压自动抛光机。
　　1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口径机顶排灌设备。
　　1月 上海制成高精度新型铲磨机，精度远超国外同类产品。
　　4月 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巨型油轮下水。
　　4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台新式大型液氮罐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4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台压铝模，为工业生产填补了一项空白。
　　4月 上海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齿轮滚刀热轧机。
　　4月 上海第五机床厂试轧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切削冷轧二级丝杆。
　　4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韶山型大功率半导体干线电力机车。
　　4月 中国制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管子自动切削机床。
　　5月 中国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6月 中国发展普通低合金钢获巨大成就，用我国特有的某些合金元素制成的犁铧钢、大桥用钢、钢筋用钢、电站用钢、采煤机械用钢等，超过国外同类名牌产品。
　　6月 我国最大的两台农业用水泵试制成功，整个水泵自动控制程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月 中国第一款自行设计的歼击机歼8首飞。
　　9月 中国第一批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矿用十五吨自卸载重汽车诞生。
　　9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大张塑料复合钢板机组，轧出了我国第一张大张塑料复合钢板，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月 中国试验成功了第一台用于合成氨生产的大型粉煤气化熔渣炉。
　　9月 中国制成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同类型的高精度圆刻线机。
　　9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诞生。
　　9月 中国第一台高精度摆线齿轮磨床制造成功。
　　9月 上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月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月 中国首次设计研制的东风4型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
　　10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五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标志着我国机车制造技术已经进入先进行列。
　　10月 中国建成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
　　10月 中国建成当时最长的双曲拱公路桥——沭阳新沂河大桥。
　　10月 中国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诞生。
　　10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红旗牌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试制成功。
　　10月 制成中国铁路第一台自动化养路捣固车。
　　10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套大型块煤装卸机械。
　　10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批高级特种工业用的极薄型纸。
　　11月 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炼油工业控制计算机诞生。
　　11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一百二十马力液压控制犁式电缆敷设机。
　　11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台八十吨重型震动压路机。
　　11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金属矿山采掘用的新型电动钻岩机。
　　12月 中国建成第一座黏土砖一次烧成隧道窑。
　　12月 中国第一座大型无醇甲醛车间建成。
　　12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高压风冷移动式空压机车诞生。
　　12月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三千二百吨破冰船海冰101号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下水。
　　X月 中国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研制成功。
　　1970年
　　1月 中国远洋船用气缸油制造成功，各项主要质量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二十米塔用风轴流风机。
　　3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光电光波比长仪。
　　3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一百吨内燃液力轨道起重机。
　　4月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台一千公斤高分子材料万能试验机。
　　4月 长春保温材料厂试制的防氢砖、超轻保温砖、超轻质粘土砖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4月 建成第一台中国式单晶炉。
　　7月 中国制造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链轮刨齿车床，填补了我国机床工业的一个空白。
　　7月 中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梭钢带织布机。
　　7月 中国试制成功固体环氧树脂棒料焊剂，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7月 中国首艘国产导弹驱逐舰下水。
　　8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磁选过滤联合设备。
　　8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安全火花矿用井下通讯电话机。
　　8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十一万伏铝线塑料电流互感器。
　　8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超重型立式车床制造成功。
　　8月 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启动。
　　10月 中国第一台最大的全钣式制氧机诞生。
　　12月 中国第一块双柱塞式油压表试制成功。
　　1971年
　　5月 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诞生。
　　6月 中国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9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成功用X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二点五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月 中国第一枚东风—5洲际导弹在酒泉发射场进行了第一次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12月 中国建成服役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
　　1972年
　　1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纯铜连铸连拉空芯导线设备。
　　1月 中国第一座干法纤维板车间建成。
　　1月 中国第一台六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制成。
　　6月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刘天关输电线建成。
　　8月 中国制成第一台框架式纵梁三千吨油压机。
　　11月 辽宁省阜新矿务局新丘煤矿505钻井队创造半煤岩单孔月进一千零六十一米的全国新纪录。
　　12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二十二万伏、三十万千伏安铝线变压器。
　　12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辆载重三百吨的大平板车。
　　12月 中国第一艘海洋地质钻探浮船试航。
　　1973年
　　3月 云南冶金第一矿103矿掘进24队创造月掘进一千五百零九点三米的全国新纪录。
　　3月 数学家陈景润在《中国科学》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4月 中国第一艘万吨级钢筋混凝土浮船坞——钟山号建成。
　　5月 辽宁北票矿务局冠山煤矿4805掘进队创造岩石巷道单孔月进七百一十二点八米的全国新纪录。
　　7月 上海市第六医院施行游离肌肉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8月 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9月 中国第一台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月 中国自行设计、提供设备、施工的第一条大口径、长距离地下大动脉——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胜利建成。
　　10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
　　10月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2月 梅山铁矿同河北铜矿天溜掘进队打出月进尺一千一百六十点一米的成绩，创造了我国天溜井掘进的新纪录。
　　12月 胜利油田创年钻井进尺150105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1974年
　　3月 天津第一炼钢厂创造了平炉炉体周期寿命达五百一十三炉的全国最高纪录。
　　3月 中国第一台数控加工中心机床诞生，质量达到国外同类型机床的水平。
　　4月 中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胜利建成投产。
　　4月 中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7月 天津新河船厂建成我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五百吨浮吊。
　　8月 中国科学院吉林应用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和辽源市电子技术实验工厂工人相结合，研制成功气敏半导体器件，为我国电子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8月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服役。
　　8月 中国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9月 中国第一座五万吨级油码头建成。
　　9月 哈尔滨制成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三十万瓩水轮发电机组。
　　10月 中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1月 上海自行设计和制造出轧制锋钢带的设备，为我国钢铁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12月 中国第一艘海洋地质勘探浮船出海试钻成功。
　　1975年
　　2月 中国研制成功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2月 中国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燃煤发电机组成功。
　　2月 中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胜利建成。
　　2月 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艘长江大型客货轮东方红11号首次试航成功。
　　3月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4月 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HMJ—200型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
　　6月 中国首次制成大型滚齿机。
　　7月 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全线通车。
　　8月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具有独创性的“七〇砂”。
　　8月 中国当时最大的一台公路平板车（450吨）制造成功。
　　8月 中国自制成功甚高分辨率卫星云图接收设备。
　　9月 中国研制成功稀土异戊橡胶。
　　9月 中国第一批电子摄影计时器和游泳电子计时设备制造成功。
　　9月 中国制成高分辨能力扫描电子显微镜。
　　10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水稻新品种，在世界上首先在重要粮食作物上获得成功。
　　11月 北京钢铁学院设计出我国第一条精密斜轧自动线。
　　11月 中国科学院育成棉花新品种——“科遗二号”。
　　11月 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地球卫星。
　　12月 厦门大学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12月 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的东风4型四千马力内燃机车，各项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2月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我国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平均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斤。
　　X月 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
　　1976年
　　2月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成功了硫砷玻璃光材料和玻璃电存储材料及器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月 广东省植物研究所和花县农科所协作，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了籼稻新品种。
　　3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新型深井石油钻机——130-3型钻机。
　　3月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分析仪器厂协作研制成功一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独创特点的新型比表面积与孔径分布测定仪。
　　4月 京沪杭中同轴电缆一千八百路载波通信干线胜利建成并投产。
　　4月 中国采用液醋发酵方法生产反丁烯二酸的试验获得成功。
　　4月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7002钻井队使用国产钻头打成第一口六千零十一米的超深井。
　　4月 中国进行综合性日环食观测获得重要成果，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全部用国产仪器设备，独立自主地进行的第一次综合性日环食观测。
　　4月 包钢试验成功我国第一炉优质的石油套管钢。
　　5月 全国微波通信干线建成。
　　6月 中国第一台高温高压放射性测井仪试制成功。
　　6月 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十万吨级的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投产。
　　6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最大的三十万瓩双水内冷发电机组投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6月 苏州感光材料厂试制成功微泡法印刷拷贝胶片，为我国非银盐感光材料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7月 中国制成高精度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
　　7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采用古地磁方法首次测出云南元谋猿人的年龄。
　　7月 中国直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激光微区光谱仪研制成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7月 吉林碳素厂自己设计、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功率直流石墨化电炉。
　　8月 石钢炼钢厂创造氧气顶吹转炉炉龄全国新纪录，最高炉龄达到一千三百零二炉。
　　8月 中国第一台一千五百米煤田钻进试制成功。
　　8月 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下水。

3、文艺和意识形态革命

　　在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发展现状极为不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之前提到的送给文化部三个牌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通过文革要达到的文艺革命方向，那就是要厚今薄古，把帝王将相赶下去，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让工农兵的光辉形象全面占领文艺的舞台。这其实也是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贯思路的延续，但是文艺舞台其实是最难占领的一个舞台。因为它歌颂谁，赞美谁，贬抑谁，如何塑造不同阶级的形象，向观众输送怎样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人的喜好，而是取决于谁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又会用文艺作为武器，向整个社会灌输它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确保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因此如果不推翻走资派的统治，要想在文艺领域有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比如去年广受“好评”，据说反映社会精英良心的影片《无问东西》就是如此。影片从头至尾塑造精英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拯救施恩，里面的底层民众，要么可怜，要么无知，要么干脆是不领情的暴民。20世纪上半页在清华占据主导的左翼革命精神，变成了美式自由主义的精神。这就充分表现了谁在台上，谁就说自己好话这个朴素的真理。
　　因此，文革时期与文艺革命互相呼应的，是对各种旧社会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清算。向全社会传达，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全面揭露两千年以来各种根深蒂固的反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和贬低人民群众的。
　　那么经过文革，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怎样的破旧立新呢？
　　首先，移风易俗，旧社会的迷信和陋习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巫婆神汉之类显性的存在自然不必说了，随着批孔运动的开展，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传统等级制和宗法制传统进一步被破坏，经过十年文革，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完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使中国即使是在全面复辟以后的情况下，封建糟粕含量也大大低于周边儒家文化圈的港台日韩。当然近年来，随着政府支持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日复一日的猖獗，大量的僵尸文化正在中国大地上日益复活，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也从十年前的60多位跌出了百名开外，并且在继续下跌中，各种陋习和物化女性的现象也正在被重新正当化。而在当时，就连在婚俗领域中根深蒂固的，带有浓厚买卖婚遗迹的彩礼传统，也在有意识的引导下得到了有力破除。下面摘录的是当时的一些报道：
　　报道（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白村大队有很大一部分人，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较深。比如，订婚要彩礼，结婚要大吃大喝，动亲请友。有些家庭由于结婚花费钱粮过多，婚后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婆媳不和，妨害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为了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我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积极提倡和推广新式结婚。团支部书记高玉林带头，结婚时不收彩礼，不设宴请客，由团支部主持举行结婚仪式，大讲移风易俗办婚事的政治意义；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家长对子女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当时正当种麦时节，队里缺人掏粪，新媳妇打破旧习惯，婚后不久就参加掏粪，带动了全队的妇女。前几年，我们大队办一件喜事真不容易。自从推行新式结婚以来，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去年以来，我们大队先后有十二个青年移风易俗办了婚事，这对青年的思想进步和学习、工作都有很大促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抓好这项工作，破“四旧”，立“四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报道（二）：
　　破旧俗，立新风，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妇女在这场斗争中应该冲锋陷阵。在会上，再云检查了原来准备要男方给自己做衣服送聘礼，家里准备办嫁妆、请宾客的错误思想。她表示，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共青团员，坚决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不仅自己家里要勤俭办婚事，还要到男方家里去做工作，说服他们也要这样作。湖南省醴陵县板杉公社竹花山大队女青年帅美芝，与本公社横燕大队陈显明的婚事定下来了。当时，小帅的母亲想给女儿陪送些嫁妆，提出要男方过些礼金。不久，小陈家果然通过介绍人送来了一百元钱。小帅的父亲帅富迪见到礼金，心里觉着不对劲。一天，他在生产队图书室里看了一本《劳模嫁女》的革命书籍，触动了思想。他想：嫁女收礼金是旧的风俗习惯，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决定要打通家里人的思想，象“劳模嫁女”一样，移风易俗办喜事。他向全家人讲了“劳模嫁女”的故事后，说：“劳模嫁女不做酒，不请客，不要男方过礼金，我们嫁女为啥要收人家的礼金呢？”老伴忙说：“嫁女收礼金是老规矩啦，人家不会说闲话。再说，若是别人嫁女热热闹闹，我们却冷冷冰冰，也不象话嘛！”帅富迪见老伴思想不通，便与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教导，反复说明：嫁女讲礼金是旧思想。我们人民公社社员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老伴听他这么一讲，思想通了八、九分，表示同意把礼金退回去。嫁女不要彩礼，不请客办酒……这些千百年来历史习惯的改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剥削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击之下，一天天土崩瓦解了。但头脑里残存着这些历史垃圾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总认为“妇女低贱”，“婚姻可以买卖”……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利用这些旧思想、旧风俗，推波助澜，腐蚀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劝君莫做糊涂人。“我们要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永远也不能学地主、资产阶级的样子。”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呵！请客送礼办婚事，这是“老规矩”。可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所谓“规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贫下中农对解放前办红白喜事的回忆对比，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讲排场、摆阔气，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才是无产阶级的规矩。如果我们舍本阶级的规矩而去学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这不是忘本了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展开斗争，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切革命者都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场阶级斗争。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更应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去战胜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报道（三）：
　　以前，许家务大队“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普遍，认为女孩子总是人家的人，一家不管有几个女孩，只要没有男孩，夫妇之间都为此而忧愁。为了打破这种旧观念，大队党支部决定，许家务的姑娘可以娶女婿来村安家落户。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二队社员陈志中，有五个女儿，一直为没有儿子而苦恼。现在他高兴地说：“社会主义就是好。”现在他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一心扑在集体上。这个大队已有三个姑娘娶了女婿，有的女婿还担任了队干部。过去许家务的社员有早婚的习惯，青年人如果二十几岁不结婚，就感到有点不“光彩”。现在提倡晚婚，二十五岁以上没结婚的青年不再感到不光彩，反而认为这是新社会青年人的进步表现。结婚新事新办，订婚不要彩礼，蔚然成风。有的已经收了彩礼，又主动退回。女青年陈凤订婚时婆家送了彩礼。陈凤在批判会上说，要彩礼是旧社会买卖婚姻的反映，新中国的妇女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再要彩礼。她主动退回彩礼，并说明退礼不退婚。节约办婚事在许家务更为普遍。最近，他们又提倡一件新事：新媳妇一到许家务，不是先去婆家，而是由队干部陪同新夫妇先去阶级教育展览室，对他们进行村史、家史和许家务远景规划的教育，鼓励新婚夫妇把结婚成家看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报道（四）：
　　（文革前社会上）出现了明的是自由婚姻，实际上是父母包办，明为送婚礼，实际上搞钱财买卖的坏现象。有人因找对象闹的欠债累累，有的甚至投机倒把胡折腾。这样，就严重违犯了婚姻政策，破坏了社会秩序，毒害了青年的灵魂。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实行彻底决裂，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结婚前，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可是，我父亲和我的想法不一致，他说：“你辛辛苦苦劳动了好几年，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一件喜事，要多置些东西，讲讲排场，闹闹阔气。这也不光是咱一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如何办呢？是听毛主席的话破旧立新，还是听父亲的话闹场“阔气”呢？我想，自己是个革命青年，又是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屈服于旧的习惯势力，还搞什么革命！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冲破旧习惯势力的压力，给妇女姐妹们长脸。于是，我组织全家办了学习班。经过学习和讨论，全家人认识到，如何办理婚事，这里有两种不同婚姻观的斗争。应该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风俗，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这也是一场革命。我妈是个共产党员，在讨论中，她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批评了我爹的旧思想，表示要带头给我办一个革命化的婚事。
　　用革命思想代替迷信、宿命论思想，用阶级思想代替“乡贤”宗法思想：
　　报道（五）：死生不由命　幸福靠革命
　　湖南省醴陵县东富大队民兵　孙丽君
　　两千多年来，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照着孔孟的腔调，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劳动人民“听天由命”，“贫而无怨”。提起这杀人不见血的“天命论”，我们东富大队的贫下中农就气得眼睛里冒火，恨得攥紧了拳头！
　　解放前，我们东富大队是个“土瘠田薄灾情多，秃山种树树不活”的穷山沟。全村四百多人，有一百五十多人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遇上灾年，就得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几户地主、富农霸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靠着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对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地主老财们搬出了孔老二的反动“天命论”来骗人，胡说什么：“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坟山不贯气，穷了莫怨气”，以此来掩饰他们敲骨吸髓的剥削，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就是不信这个邪，不信这个“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富村一带的贫苦农民，组织起农会。我爷爷孙小山领着大伙起来造土豪劣绅的反，造孔老二的反，将孔老二宣扬的那一套礼教打翻在地。斗争了几个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了台，革命人民个个扬眉吐气。一九二七年，毛主席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农民协会的革命举动“好得很”，赞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指出：“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撑腰，贫下中农就有了主心骨。据老一辈人说，自那以后，我爷爷和农会会员干得更坚决了。
　　可是，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逃到城里的地主恶霸，纷纷窜了回来，对革命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一九二八年，我爷爷和农会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土豪劣绅一面变本加厉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盘剥，一面重修庙宇，重塑泥像。有一个恶霸地主恶狠狠地说：“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你们不是打菩萨想造反吗？怎么样？”他妄图继续用孔孟那套“天命论”来束缚群众的手脚，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要贫下中农放弃革命，听任他们的宰割。这是痴心妄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既没有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也没有被孔孟的“天命论”所欺骗。大家又秘密组织农会，坚持斗争；部分同志还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英勇战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我们贫下中农当家做了主人。这难道是我们的“八字”变好了，“坟山”“贯气”了么？不！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解放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实行土地改革，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道路，狠抓阶级斗争。我们民兵和贫下中农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解放初期，我们这里粮食亩产不过一百多斤，到了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超过了一千五百斤。以往的穷山冲，如今变成“渠成网，地成方，田头机器响，户户喇叭唱”的新东富。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孙丽君：《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报道（六）：
　　阿Q那回因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手舞足蹈，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但第二天他被赵太爷叫去，“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他当场给了阿Q一个嘴巴！
　　在我们看来，不管阿Q是否真姓赵，赵太爷凭什么管来着！然而另一方面，阿Q那种想和赵太爷攀本家、排辈份的思想，却着实要不得。
　　同姓同宗同族，甚至长上几辈又会怎么的？赵太爷依旧是骑在阿Q头上的“太爷”，阿Q依旧是被骑挨打的“浑小子”，“穷光蛋”，他想和地主老爷论辈排位，那是活该倒霉的。
　　赵太爷是不许阿Q有姓赵的自由，怕这“小子”玷污了赵家的“光采”。但不准“沾光”，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过去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以同宗同族的名义来拉拢关系，建什么祠堂，修什么族谱，立什么家规，借用死了的祖宗名义，来束缚同族中的贫雇农。这些封建劳什子，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套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一旦他们之中的谁有甚“不安份”时，封建统治者便口中念念有词，金箍儿便害煞人了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让你姓什么，是歧视你，和你大谈同宗情谊，是为了更好地吃你肉喝你血。万变不离其宗，而笑里藏刀的手法，更其毒辣！
　　记得前年看了个话剧《星火燎原》，这个话剧很真实地反映了同宗同族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关系。话剧里的恶霸地主陈世贤，利用封建家规和族长地位，企图陷害同族中的革命者、贫农陈金泉。陈氏宗祠里钉有一块刻写着家规的木牌，其中有一条：“万恶淫为首，倘干犯者，革除香火，永不得入祠。”可是那个族长陈世贤，正是奸污同族妇女的家伙，而那家规几曾降到他的头上？同宗同族是亲人吗？那么这个陈世贤，就眼看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们受饥挨饿，也不把囤积着的大批粮食拿出来，还加紧催租逼债哩！
　　祠堂、族谱、家规之类，都是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它利用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落后的宗族观念，使人模糊了阶级界限，失去阶级斗争意识，好任凭他们对劳动人民宰割。
　　古礼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那时候，祖宗的地位真也捧得够高了。其实对待祖宗，也得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他们，看待他们；何况封建统治者，也不过是假借祖宗的名义，来压服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你看，那些当族长的，总是地主、恶霸，他们和不同姓的地主、官僚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曾什么时候和穷苦的同族叔伯真正地讲过情谊？！这些人抬着祖宗的牌位，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一面孔的岸然道貌，实则是男盗女娼，欺贫压弱，吃人连骨头也不吐一根！世界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宗族，宗族里面只有血迹斑斑的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劳动人民，只有同一阶级的兄弟，才是真正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命运相连的“一家子”，这里没有什么赵钱孙李的姓氏之分。
　　如今，中国先前的被压迫、受剥削者早已改变了阿Q那样的命运了，早已摆脱了阿Q那样的精神面貌了。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大批涌现。但是，赵太爷、陈世贤虽已呜呼哀哉，而赵太爷、陈世贤之流却并未死绝的；即使死绝了，他们的阴魂还会久久不散，借尸还魂，企图把祠堂、族谱、家规之类已经发霉了的封建老古董重新搬出来。为此，我们应该站稳阶级立场，用雪亮的阶级眼睛去看待一切人和事，包括同宗同族的“本家”。在《西游记》结尾，孙悟空指着金箍儿说：“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我们先前吃足了祠堂、族谱、家规之类的冤枉苦头，现在怎么会让它们再来害人！把这些封建老古董，打个粉碎！
　　反对封建孝道、奴隶哲学毒害儿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
　　鲁迅通过童年时代阅读《二十四孝图》的回忆，无情地撕开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假面具。《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向儿童宣扬“孝道”的启蒙教材。其中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两则故事最能说明所谓“孝”的残酷性和虚伪性。鲁迅针对那些拚命劝“孝”的反动阶级辛辣地讽刺道：“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既然自己做不到，为什么拚命劝别人去做呢？因为“孝慈，则忠”，如果儿童从小在家尽“孝”，长大之后，就不会“犯上”“作乱”，而为统治阶级尽“忠”，就会象郭巨的儿子那样毫无反抗。“孩子是要别人教的”。鲁迅的观点非常明确：儿童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决定于后天的教育。但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给初上学的孩子灌输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鲁迅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写道：“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宣扬这种反动谬论的《三字经》、《神童诗》等等，后来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奉若至宝，“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反动派之所以继续抛出这些破烂货，就是向儿童们鼓吹孔孟之徒司马光之流是天生的“善”，天生的“聪明”，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你要想做“上智”吗？《神童诗》就告诉你：“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广大儿童如果中了这种思想的毒，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服服帖帖地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鲁迅以唯物论驳斥了那种认为“融四岁，能让梨”，或为了一点食物而打起来都是出于儿童“天性”的胡说。鲁迅认为，“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所以孔孟之徒鼓吹“生而知之”，完全歪曲了人的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无耻污蔑。孔孟之徒妄图通过这种污蔑，使劳动人民永远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鲁迅满腔热情地赞扬贫苦的工农子女：“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鲁迅的热情鼓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有力的批判。“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对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奴化教育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从孔老二被带上“至圣先师”的头衔以来，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以至私塾的冬烘先生，都在儿童面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当我们读着《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散文时，就会看到一幅幅揭露封建教育怎样窒息儿童身心健康的生动图画。儿童的成长既然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那么象这种“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只管用孔孟之道“象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的封建教育，究竟将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鲁迅认为，这只能把孩子培养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奴才和傀儡。这样的人，长大之后，怎么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重任呢？鲁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主张从儿童时代起就应培养革命造反精神。儿童首先要有同父母或老师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勇气。“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如果不符合客观真理，甚至是孔孟之道的反动谬论，那么孩子们就要起来造反。只有从小就培养起独立思考、敢于造反的勇气，长大之后才能接过革命重担，勇猛地向旧世界宣战。
　　国民党官定的小学《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胡诌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鲁迅问得好：“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这一问，问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借劝“孝”来诱骗儿童跟他们一道投降卖国的真面目。因为尽“孝”是连“发肤”都不准“毁伤”的，那怎么能去抗日，“为国捐躯”呢？要尽“孝”，岂不只有投降卖国一条路了吗？更有甚者，在当时一份“儿童专刊”上，竟然有人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侵略者应“罪加一等”。鲁迅立即抱病写文章，直斥此文作者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讲的简直不是“人话”，“真畜类也”。指出这是明目张胆地用孔老二“泛爱众”的谎言蛊惑儿童去“爱”敌人，用“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奴才哲学欺骗儿童充当帝国主义奴才。这当然特别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愤怒。
　　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拚命的劝孝”？为什么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为什么鼓吹“师道尊严”，贩卖奴才哲学？为什么实施卖国主义教育？鲁迅用一句话戳穿了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全部秘密：“任儿孙作马牛——既作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马牛，又作帝国主义的马牛。” 恩格斯在批判宗教对英国国民教育所起的毒害作用时说：“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用的不是西方宗教，而是中国特有的“孔教”。鲁迅认为应该“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这个总结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在儿童教育领域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这场斗争，坚决把新的一代从孔孟之道的熏陶下争夺过来。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地把这当作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着弥漫在儿童教育领域里的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鲁迅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了战斗的任务：“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由于工人阶级全面进军上层建筑，工人写作组、理论组遍地开花，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工人理论家，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作家、教授当年也是从工人写作组培养出来的，工人掌握了笔杆子以后，也通过写作各种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迅速向旧的意识形态开火，下面一批批判弟子规的文章，就是出自1974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之手：
　　《弟子规》大力宣扬什么“首孝悌”，把“孝悌”作为对青年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所谓孝，就是孔老二说的“无违”，即儿子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所谓“悌”，就是孟轲说的“从兄”，即做弟弟的要绝对服从兄长。《弟子规》对孝做了许多规定，胡说什么“父母命，行勿懒”，“父母责，须顺承”，要青年以父母的是非为是非，对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弟子规》对悌也做了许多规定。它还就年长的人与年幼的人的关系，胡说什么“长者先，幼者后”，要青年在长者面前，只能打拱作揖，甚至走路也不能走在长者的前面，还要等长者在前面走一百步以后再走。
　　反动派为什么这样看重“孝悌”呢？《论语·学而篇》说：讲孝悌而好犯上的人是很少的，不好犯上而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并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可见，孔老二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即“克己复礼”的根本。他鼓吹“孝悌”的目的，就是不让青年犯上作乱，以便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度。因此，鼓吹“孝悌”完全是为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历代的反动封建统治者对儒家这一套奉若神明，都把“孝悌”当做镇压人民革命、奴役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他们宣称：“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在他们看来，孝子出忠臣，孝就是忠。因此，他们大肆鼓吹“孝悌”，想出许多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办法”，要青年做到“孝悌”。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忠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不去“犯上作乱”。《弟子规》把“孝悌”看作是第一位的东西，正说明了“孝悌”的反动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搞复辟倒退，也必然要利用“孝悌”来毒害青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说什么“要做一个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儿子”，妄图用“孝悌”观念把青年培养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反动阶级的大力宣扬，“孝悌”观念在群众中也还有影响。党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砸碎孔孟之道这个束缚青年的精神枷锁，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
　　在文艺领域，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对旧有的文艺形式，如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等，进行了深刻的改造，文艺在方向路线、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试看今日文艺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了下去，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成了主人公。几千年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我们的文艺，是在反映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景，表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赞美革命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象锋利的钢刀，杀向批判资产阶级的广阔战场；象战斗的号角，鼓舞亿万人民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十多年的文艺革命，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现在已是春色满园，硕果累累。各个艺术品种都有了很大发展，艺术质量和数量都不断提高，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是以前不可比拟的。电影故事片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强的影片。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蓬勃发展，文艺演出的重点放到基层。文艺正在沿着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胜利前进，成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这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那种毒草丛生，群魔乱舞，文艺为少数人服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状况，能够同日而语吗？
　　文艺要不要大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是关系到文艺舞台究竟由哪个阶级来占领，无产阶级要不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大问题。革命样板戏精心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热情歌颂了共产主义革命精神，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孔孟之道等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把“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革命样板戏的又一基本经验。可是，这也遭到了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非议和责难，他们说什么，要是文艺都来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会造成“雷同”，“题材狭窄”，“人物一样”。这完全是对革命文艺的诬蔑。不错，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确实也有“同”，那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都具有的共性。如果没有这个“同”，那还成什么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但是，革命样板戏寓英雄形象的共性于个性之中，“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点，哪有什么“雷同”？革命样板戏诞生还只短短十几年，就已描写了那么广泛而重大的题材，塑造了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为什么就有人大喊大叫“题材狭窄”、“人物一样”了呢？说穿了，他们就是妄图在文艺舞台上挤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以便抬出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乃至反动人物占据舞台中心。这种论调不过是“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等等反动谬论的变种而已。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妨碍了“百花齐放”，跟着就有一种论调诬蔑写阶级斗争、写英雄人物是“一个形式”，“一种调门”，阻碍了文艺的发展，这完全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革命样板戏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是那样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明明是革命样板戏带动了革命文艺的百花齐放，为什么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眼里，却成了“一花独放”？他们真的要无产阶级的文艺百花齐放吗？不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他们代表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一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香花十分反感，极端仇视。他们一贯对封、资、修的文艺崇拜得五体投地，津津乐道，十分留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竭力提倡文艺要搞什么“轻松”、“无害”，要“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吗？他们要放的，就是那些腐蚀群众、毒害人民、歌颂叛徒、美化敌人的封、资、修大杂烩。他甚至指令文艺界要大编旧戏，从三皇五帝编起，一直编到近代，编他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可演一年。这是明目张胆地要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永远霸占文艺舞台，为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天”镇压革命人民、奴化广大群众服务。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文艺革命的实践，一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队伍正在逐步形成，一批由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文艺新兵正在茁壮成长。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们学工农兵、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是，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却攻击这支队伍“水平低”，“演不了戏”。所谓“水平”高低，不同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在无产阶级看来，能够正确表现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就是高水平。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偏见和艺术趣味出发，对无产阶级的东西总是极力排斥。他们攻击革命文艺工作者“水平低”，决不是关心这支队伍的成长，而是妄图把革命的新生力量“整”下去，纳入他们的修正主义轨道。（清华北大大批判组：《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样板戏的艺术成就高度和经历了长期抹黑贬低后，在近年又逐步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重新肯定和承认，这充分证明真正的经典是不会被时间所抹杀的。正如迄今为止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拿得出手的芭蕾舞剧也仍然就是《红色娘子军》一样，每次赴国外演出都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有美国华人回忆中芭在林肯中心演出的盛况，称演出完以后全场连呼“bravo”，以至于热情难释还有想要帮做义工的，然而国内却很少有报道，网上基本找不到现场的视频。
　　事实上，在当时，我国就以文艺作为武器向全世界广为输出我们的革命文化，其旗帜鲜明的左翼激进主义受到全世界对社会现状深感不满的青年学生和劳动者的广泛欢迎，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世界革命的进展。我国的革命文艺作品在香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在日本成为社会流行文化（那一代的日本人有很多会唱中国的革命歌曲），在法国、美国、拉美、非洲、东南亚，也都成为直接推动青年人投入社会革命运动的文化动力。与今天的状况恰恰相反，当时全世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防我国的“文化入侵”如防洪水猛兽，比如在新加坡，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担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产生影响，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条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法国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中国姑娘》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红色文化在法国年轻一代中的强大影响力。

4、农村发展道路

　　关于农业靠什么方式增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认为应当实行包产到户，对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鼓励和支持农民的小生产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而经过60年代初的局部实验，毛泽东看到农村两极分化迅速发展起来，增产效果也并没有比坚持集体经济的地区优越。他认为，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势必会使农村资本主义泛滥起来，破坏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农业增产要不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呢？当然是要的，但是，这里仍然是要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还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应当使农民成为农村建设的主人，建立起他们的主人意识，依靠他们进行三大革命，而不是鼓励个体农民的发财意识，用根骨头把他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
　　如应当依靠农村集体的力量，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依靠技术人员和农民的结合，进行科学种田和品种改良的大规模科学实验，培养农民自己的农业技术队伍，依靠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三级农机修造网和四级农科网，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建成大规模的化肥生产线等等。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文革期间的农业生产稳步提高，杂交水稻等品种改良成果遍地开花，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随着70年代末化肥生产线的大规模建成投产，中国终于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走资派却利用时间上的重合，把农民吃饱饭的功劳归结为分田单干大包干，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谎言。安徽小岗村在接受国家巨额补贴的情况下发展的怎么样，那些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相信是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要提及的一点是，由于改开后集体经济的解散，造成机械化水平大大倒退，水利设施大量荒废，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出现了长期徘徊甚至不升反降的奇怪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官方理论的极大疑问：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学教授Sigrid Schmalzer （舒喜乐）的近作《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2016）就重新梳理了“红色革命”毛泽东时代的“科学种田”运动；从理论反思来说，是由此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质疑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权威”以及“农业应当如何发展”的主流观念。该书作者认为，较之美国“绿色革命”的目的在于试图用这些力量来消灭社会革命，而中国提出的“科学种田”运动则是将红色革命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从观念与实践上成为推进社会继续革命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其中包括有经验的“老农”，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以及能够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推翻科学精英和“走资派”的“技术治国”道路，即“政治挂帅”。在这个运动中，政治、社会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比如，一个由年轻女孩组成的“三八科学小组”用猪粪施肥就可以被视为是“科学种田”。这不是因为技术是新的，也不是因为这种方法是“生态”的，而是因为这一做法推翻了那种“女性不适合从事农业劳动”的陈旧观念。可以说，在中国，“科学种田”不仅不是非政治的，而是激进的社会革命工具。
　　当然，这种对毛泽东时代激进政治表面之下的发展主义或者技术精英导向的批评与揭示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就是与本书几乎同时的Miriam Gross的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2016）也认为20世纪的50年代的群众性血吸虫预防运动并没有有效降低血吸虫的发病率，反而是60-7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进入农村，技术精英路线与大众科学的结合才控制了血吸虫病的肆虐。然而，问题在于，仅仅在结构上指出技术精英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更关键的，在某些历史时刻，为何这些结合能够成功，这可能是在今天更需要回答的。（见舒喜乐：《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当时一位农民技术员写的文章说，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极力反对工农兵群众参加科研工作，说什么“从工农兵中选拔科研人员的提法有一定的危险性”，四级农科网“提法不全面，不成熟”，对四级农科网“打个问号”，等等。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下面我谈谈自己当植保员的体会，请他们看看我们工农兵是不是能搞科研，是不是能搞好科研？
　　为了防治果树病虫害，一九六五年我们公社组织了虫情测报网，大队党支部决定让我当植保员。虫情测报是一门科学，技术性比较强，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六年书，搞好这项工作困难确实不少。但是，决不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的那样，“不配”搞科研。当时，我回忆起自己一家在旧社会夜宿破庙台、讨吃百家饭的苦难家史，心情十分激动。贫下中农不仅要做新社会的主人，也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我决心当好植保员，肩负阶级的委托，去占领科技阵地。我们大队过去经常用的是单纯药物灭虫的办法，一年打七、八次药，越治不住虫害就越打药。结果弄得果园药味熏人，就连鸟雀、蛤蟆和蜘蛛也很少见了。特别是打药次数过多，害虫增强了抗药力，有些原来本不是主要的害虫，竟然发展为主要害虫。果树叶也由于经常喷药，一到七、八月份，就出现大量枯焦和脱落的现象。秋后，虫果率高达产果量的百分之三十五。“打药治虫虫更多”的谜究竟在哪里呢？这是生产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大队党支部书记鼓励我说：“别看咱是‘大老粗’，只要有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坚持实践，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对果树进行了广泛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发现有些打药次数多的果树，红蜘蛛虫害很严重，而打药次数少的果树，却棵棵青枝绿叶。我们再用放大镜细致地观察，发现叶片上有一只小虫正在吃红蜘蛛。我和贫下中农逐树逐枝地仔细观察，发现虫子吃虫子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吃虫子的虫子叫“天敌”。虫子吃虫子，是普遍存在于昆虫界的可以利用的一对矛盾。从这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过去一律打药的做法，虽然杀伤了一些害虫，同时也杀死了更多的抗药力弱的“天敌”，使矛盾向有利于害虫的方面转化，帮助了自然界的“敌人”，伤害了自然界的“朋友”。实践终于使我们揭开了“打药治虫虫更多”的谜。我们又进一步运用已经掌握的规律，去挖掘还没有被认识的“天敌”。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各种“天敌”达一百多种，有六十五种能叫上名来，并初步掌握了它们的生活习性。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了利用“天敌”消灭害虫，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根据摸到的规律，采取了以虫治虫为主，药物治虫、人工治虫为辅的综合防治办法，达到了消灭害虫，保护“天敌”的目的。这样一来，打药的次数比过去少了，但效果却比过去好了许多倍。十年来，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寻找治虫规律，在利用“天敌”消灭害虫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目前，我们大队果树的虫果率已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五降低到千分之六，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年增产二倍。同时，节省了大量用于治虫的人力和农药。我们队群众性科研队伍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和专业队伍紧密结合，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在当时的河南，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县建立了农科所，有百分之七十的公社、百分之五十的大队、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站和科学实验小组，参加四级农科网的人数达到一百一十多万。工业科学技术交流活动也在许多城市广泛展开，各厂矿企业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纷纷建立，参加技术革新的工人成千上万。工农群众成了科技战线的主人。农民育种家李德炎培育的“偃大24”、“偃大25”、“偃大26”号小麦新品种，亩产分别达到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三百六十斤，并推广到十多个省市。湖南全省各县都建立和健全了农科所，百分之八十七的公社建立了农科站，百分之七十四的大队建立了农科队，百分之八十四的生产队建立了农科小组，参加科学实验活动的贫下中农和社员达二百三十五万人。一九六四年，全省双季稻种植面积只有一千一百万亩，而到文革后期每年都保持在三千万亩以上；“麦—稻—稻”、“油—稻—稻”等一年三熟制面积也逐步扩大。全省还选育了早熟高产农作物新品种一百五十多个。病虫测报、群防群治工作也搞得越来越好。
　　全国范围内，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群众、专业研究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城乡各条战线。全国农村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已达到一千几百万人，大部分社、队都有科学实验站（组），种子田、试验田和高产田的科研活动非常活跃。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对促进我国农业连续十几年获得丰收，作出了显著贡献。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在世界屋脊上种植冬小麦，小面积亩产达到一千四百斤，创造了世界奇迹。1975年，我国水稻良种种植面积已占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小麦良种种植面积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国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是广东农民育成的；山东农民姚世昌创造了种花生的先进经验；浙江农民创造了小苗带土移栽法；黑龙江农民创造了贮存粮食的土圆仓等。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他们的文章登在了过去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文章的科学杂志上。仅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三十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一百四十多篇。
　　当时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怎样的呢？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以及之后一系列的政策方针来看，简单说，就是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道路，要以粮食为主，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将部分劳动力转移来广泛的发展为当地经济配套服务的社队企业，比如沿海渔业地区就发展水产品加工厂等等。通过社队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使人民公社成为工农商学兵俱全的政治经济单位，逐步向小城镇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到生产大队，再到公社，一直向全民所有制发展，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渐缩小和消灭。其实，文革期间农民的生活固然还与工人相去甚远，但是从总的趋势上来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就以价格指数为例，如果1950年为100，那么文革十年期间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195.8提高到209.7，而农村工业零售价格指数由115降低到109.7（见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这也符合毛泽东所说的，“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而不是像走资派所主张的那样，放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造成富的愈富，穷的寓穷，不是用剩余劳动力来发展建设农村，而是使他们涌入城市打工成为资本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造成大城市的城市病，一方面扩大三大差别，造成农村的空心化，被城市和资本所吞并。
　　1976年拍摄的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就集中的反映了在农村发展道路上这两种思想的斗争，电影的一些台词可以说极具象征意味：





　　在文革时期，农村社队企业已经像遍地开花一样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的发展，夏尔·贝特兰也没有放过对这一方面的考察。他提到，大部分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对这一现象记忆犹新：很多中小型企业迅速在各地“繁衍”，同样的工厂和技术一点不差地大量复制出来。新技术的发展不再受资本增殖条件的约束，也不再受资本积累和积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术可以在中小型企业之间毫无秘密的直接传播。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年产量几千吨的小化肥厂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大量建成投产，这些工厂使用的小型压缩机尺寸不大，在社队企业里很容易就能生产出来。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小企业的大量增加，还有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能够依靠当地资源和当地群众的聪明智慧，从5、6个工人的规模，经过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两、三百人的工厂，这一过程甚至不需要国家投资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连机器、设备都是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
　　解剖这种企业的一个具体例子可以发现这一过程的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在新型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使得小型工厂能够有机地组织起来，并可以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第二，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之间，大型的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中小型企业充分的帮助，如提供工人或技术员。这些大国企的工人和技术员可以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家庭妇女建立集体企业。正是这两大基本特征，使得乡村工业获得新生，在区域水平上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网络”。每一个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网络的地区，在接受最初援助之后，就基本依赖自身资源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当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创造工业化的条件。
　　这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意味着农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区域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建立了千万个中小型企业，给农村提供电力、铸件、钢铁、建筑材料、各种金属材料、电线、农业生产工具、耕种机器、化肥、纺织品、农药，以及生活必需品等。几个数字可以将这一初步工业化网络的图景展现于我们面前。以上海附近的嘉定区为例，这一地区有19个人民公社、4个大队，大约45万人口。解放前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仅有几个木制设备炼油厂、一个手工操作餐巾生产厂和一个石墨碾压面粉厂。而在1956年末，该地区已经有140家工厂、7500名工人，产值达到3100万元；在大跃进后的1960年，有341家工厂、1.25万工人，产值达到4200万元；到1971年，发展成为731家工厂、2万名工人，年产值1.15亿元。换句话说，不到十五年内该地区工业产品产量几乎翻了两番。在当时的中国，这决不是个案。
　　初步工业化网络快速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城乡对立局面（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城乡差别开始消亡——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征。中国城乡对立的消失，是发展乡村工业的结果，也是不单纯依靠工厂规模发展城市工业的结果。……乡村工业给当地生产活动带来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业基建投资逐渐减少，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迅速，劳动力可以从农业解放出来转向工业生产。因此我们才看到一个崭新的生产力空间分布格局。这种新式工业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城市病”。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化，使得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分散化成为现实，给人以深刻印象。（见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这些社队企业在80年代大多成为农村乡镇企业的骨干，最后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各种政策，使这些靠劳动群众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集体企业，通过各种办法被私人吞并掉，并将原来的主人扫地出门。最近严宇鸣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论文《乡镇企业改制的社会历史学分析——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就详细考察了这一过程，虽然在结论方面，作者仍然需要符合目前政治正确的标准，但整个考证过程所揭示的内容却完全是在向人们揭示原始积累的赤裸裸的真相。

5、教育革命

　　实行教育革命，同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教育领域本身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较经济基础具有滞后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多数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从旧社会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即使主观上拥护新政权，但是其世界观、方法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剥削阶级教育的痕迹。事实上，文革前各级学校的培养方法、教育模式、管理制度，都依旧带有大量旧社会的印记，比如现在依然流行的尖子班、实验班制度，其实就是国民党时期的产物。学校依然依照惯性，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分数第一”的路子，培养脱离劳动人民的社会上层精英，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为新中国培养出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现象也仍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教育都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优势而存在的。如果不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那么走资派和社会上的新生资产阶级就会利用教育这种工具，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把自己的下一代不断再生产出来，并最终把无产阶级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
　　学校复课闹革命以后，按照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开始进行各种改革。首先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填鸭灌输式的教育，注重启发和实践，同时缩短学制，将学到的书本知识更多的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和总结。因此，从小学阶段开始，基本上每学期会安排学工、学农的时间，很多书本上提到的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旦看到生产实践中的实物，就会形成丰富的具象认识，并且使学习充满了主动，不再枯燥乏味。正如许纪霖教授回忆的，70年代初，小孩读书一点儿不累，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
　　除了通过学工学农增进学生对生产实践和劳动者的感情和了解，文革中在城市中还派遣工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管理，最开始是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在这之后就在学校长期驻扎下去，负责检查教育革命的具体落实情况，在学校中拥有极大的权威。当时在驳斥各种反对工宣队参加学校管理的观点时说，“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与此同时，在农村也派遣贫下中农参加农村学校的管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行开门办学，选派社队干部、贫农、会计、技术员作为兼职教师到学校上课。一方面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组织学生学习生产实践，一方面教育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不做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在学校的教学环节中，主张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不是教师叫学生学啥就学啥，而是要“老师围着学生转”，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精神。如将讲稿印发学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考试中也反对以偏题、怪题整学生，而是尽量让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态度，通过开卷、讨论等方式去解决问题，对有创见的回答给予高分。即“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砍掉繁琐的课程，保障学生充足的睡眠休息时间和课余活动时间。
　　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大力破除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念。由于在古代读书是为了了翻身做官，可是教育又不是义务的，知识是稀缺货，一个县识字的也没有几个。知识完全是少数人私有和垄断的。讲究师道尊严看起来道德高尚，背后掩盖的不过是知识私有的逻辑——为了能得到别人所有的知识，你当然要甘于这种尊卑关系。可是在现代，国家实行普及性、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教师不过是执行国家意志，履行自己职责的工作人员，知识不再属于其私有，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走资派在中国继续鼓吹封建的师道尊严，其目的是为了从小在国民教育中即种下服从和规训的种子。例如在黄帅事件发生后，一位教师在自己的感想中写道，我这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解放前，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很少有人能进学校门，现在是党和毛主席使他们上了学。是将他们教育成驯服的“小绵羊”，还是培养成革命的小闯将？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过去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把师生关系，看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地主阶级宣扬什么“天地君亲师”，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也胡说什么“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法律性质”，其目的都是为巩固反动统治培养驯服工具。把这一套封、资、修的黑货，搬到社会主义的学校里来，怎么能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学习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认识到教育领域必须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发动学生对我的错误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提出批评。不少学生当场说：“同学迟到了，你叫他站到后面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造成师生对立，影响教育革命。”“同学有错误，应该通过谈心，帮助同学改正。请老师相信，我们也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有一些来不及当面提意见的学生，课后给我送来了小字报。连在工厂劳动的六位同学也联名写了一张小字报。现在，我把学生给我提的意见，写的小字报，都保留在身边，不时翻出来看看，鞭策自己。实践使我认识到，革命小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并不会使教师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只能帮助教师洗涤身上“师道尊严”的灰尘，清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同学生一起去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另一位教师说，我当教师时间不长，头脑里的框框却很多，总觉得当教师的要有个架子才能“管”住学生。对待学生，听自己话的就是好；爱向自己提意见的，就以为是“捣蛋鬼”，“训”他们。这是几千年封建主义“师道尊严”在我头脑里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这种“威严”扫了一下，真正地感到过去那种对待学生的态度不对头，也有强烈改正的愿望。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总感到现在的学生比过去难办，在一些场合里，还很习惯地拉起嗓子，虎起面孔，甚至拍起桌子。我越是这样，有的学生就越不听话，往往弄得“顶牛”。有的学生对我的态度不满意，就在背后嘀咕：“今天触霉头，又挨了训。”有个学生干部，见到这种情况，就热情地帮助我，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我们学好，我们很感激。但对同学要多表扬，少批评；有些问题，最好个别谈心。”这是多么诚心的帮助啊！我开始感到学生确实可以当自己的老师。过去，教师靠“师道尊严”这块王牌“管”学生，现在失灵了。我开始认识到“师道尊严”不彻底批判，教育革命就不能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破除师道尊严的运动开展以后，师生之间过去那种尊卑上下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和猫鼠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教师不再是一言堂，学生有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在就各种问题发生争论时，由师生之间通过班级讨论的方式解决。把双方的思想都打通，共同促进，共同提高，成为革命的同志式关系。例如当时一所高中在总结对学生写评语的流程时写道：过去，对学生的评语都是由班主任来写。由班主任一人负责的旧的评语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往往带有主观片面性。一个班几十名同学，活动的天地广阔得很，班主任是不可能全部了解的。班主任评班干部和后进同学的表现还比较具体，对其他多数同学的评语，则差不多人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张三的评语放到李四身上也很合适。因为这样的评语，是根据零碎不全的印象写的。因此，对同学的指导和教育作用也不大。第二，起了维护师道尊严的作用。有的学生说：“我们为什么怕班主任呢？就是怕他把我们的评语写坏了。”学生有一张大字报说得好：“评语是维护师道尊严的一张王牌。”事实上，有些教师写的评语，不是鼓励学生不断前进，而是用教师头脑里面旧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把一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驯成谨小慎微的“小绵羊”。第三，不适应教育革命发展的形势。现在是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在学生学工、学农、学专业知识的活动中，很多工人、贫下中农都是老师，因此评语也应该有工人、贫下中农的意见。有的班主任也说：“过去写评语是关起门来绞脑汁，一写就写半个月，结果写出来的评语，对学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和鼓励作用。”所以班主任也支持小将们改革评语制度的革命要求。
　　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在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的积极支持下，高二（一）班的师生改革了旧的评语制度，由学生自己写评语。在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的基础上，学生各人抽课余时间，写好自己的评语。然后拿到学习小组讨论，征求全班同学的补充和修改意见。由全班学生选出一个评语审定小组，负责综合各组意见，并根据工人、贫下中农对学生在学工、学农活动中的评语，对每个人写的评语进行修改、审定，经有关教师阅后，交给本人。如本人有不同意见，审定小组又不采纳，可由教师做思想工作，或者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这个班写学生评语只用了四个半天。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评语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反映出同学们在德、智、体各方面的表现。学生们说，写评语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别人的优点值得自己学习，别人的缺点值得自己注意；自己意识不到的缺点，别人提出来了，对自己思想上的进步帮助很大。有的学生说：“这样写评语，我们就卸掉了思想包袱，今后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如果与班主任有不同的看法，也敢争论了。”
　　教育革命还从根本上废除了应试教育的选拔制度。应试教育看似公平，但其实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聪明和努力上的差距，远远不如掌握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来的大。比如贫下中农的子女往往被劳动占据大量时间，就没有办法通过大量做题的方式来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而财力的缺乏，又使他们不能通过请名师补习补课乃至押题的方式去竞争。那么用考试来评判一个人的优秀与否，就是极不公平的。贫下中农在当时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在文革前，据统计，高校中的贫下中农子弟只占不到20%。，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阶级的优势通过再生产巩固下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安舟教授的近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就以清华大学为个案，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其背景就是毛远新在盘锦地区调查发现，大量的干部子弟已经在恢复高考后回城了，有的是请了家庭教师辅导，而留下来的知青任务则更加繁重，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休息都不好。而张铁生就是留下来的那部分知青。当时调查组调查张铁生后，说张铁生很负责任的，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积极劳动，是个好知青。那是个穷队，唯一的财产是一匹马，马生病了，张铁生牵着马走遍全县却找不到治好马病的办法，最后马死掉了，他大哭一场。由此张铁生想学医，他想学好了回来给牲畜治病，所以他报的是铁岭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听了这个情况汇报后，毛远新就很同情张铁生。就怎么考试的问题，省委开会提了多种多样的方案，他倾向于334方案，就是中学毕业统计成绩占比30%，劳动表现、群众评议占比30%，高考成绩占比40%。这么个方案他也没把握，就建议把张铁生的考卷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征求广大知青的意见，看怎么高考才比较合理，对一直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复习的知青比较公平。省委常委会同意了，就在辽宁日报把张铁生的考卷和信公布了。可是没想到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转载了：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当时中国实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也时时刻刻以苏联作为批判对象和参照物。当时所批判的苏联教育领域的一些情况，同样值得引起注意：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 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 “补习班”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 “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因此，当时通过群众评议，劳动表现和成绩相结合的方式，推荐了大量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很多人都被培养为直到今天的中国的骨干人才。但是，由于转变过急，操作过于粗糙，设想和实践也很不完备，并没有完全探索出一条完全合理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道路。例如由于很多学员并不具备高中教育水平，仅仅经过初中教育就推荐进入大学，造成完成学业的极端困难，和教学质量的相对下降。而推荐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操纵和不公平的空间，这些都给了走资派以攻击新教育制度的口实。不过，毛泽东所说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具体到农村，就是“社来社去”的方式。所谓“社来社去”,是指从哪个公社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分回到哪个公社。再加上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作用，这样就使农村和农民的知识化程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提高，对于缩小三大差别是有利的。这样社来社去的学生在工农兵学员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且这种模式并不能使人通过高等教育来为个人攀升服务，因而总体上就从机制上起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效果。
　　在城市中，也为工人阶级广泛普及了“七二一大学”。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就是企业为广大工人提供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毛泽东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2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从1975年上半年的1200所、9万多人，猛增到1.5万多所、78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工人技术队伍迅速扩大。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为在厂工人提供免费的夜校教育。其课程包括了哲学、外语、理工、绘画、乐器等多种，业余时间又对参加民兵的工人进行军事教育。这些举措使我国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当时多才多艺，掌握多种乐器和艺术技能，乃至能够阅读德国古典哲学的普通工人不在少数。脑体差距被进一步缩小。
　　正是由于文革教育革命打破了教育资源长期分配不公的状况，传统的通过读书考试选拔权贵阶级后备人才的路子走不通了，于是社会上开始流行“读书无用论”。当时官方舆论对于这种“读书无用论”进行了大力批判，指出“读书无用论”不过是“读书做官论”的另一种体现。当“读书做官论”行不通了，于是才会开始鼓吹“读书无用”，这种所谓的有用无用，并不是指的对社会，对人民，而完全指的是对个人的名利而言的。改开后，某稻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把被文革所批判的“读书无用论”说成是文革所主张的，以至于今天普通百姓一提起文革就说“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得不说是指鹿为马、倒打一耙的一个典型宣传学案例了。正如文革批凳时所说的，“其实，我们跟邓XX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读书，要不要学文化，而在于要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邓XX高喊不读书是最大的危险，而他自己就不读书。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邓XX的这种叫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肯定是要读书的，但是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去谈读书，只能是重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套。”
　　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一大成就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在文革以前，我国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普及率其实是不高的，并且发展也很缓慢。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有了大规模的提升，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基本上完全普及了包括老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适龄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在文革期间，我国儿童升学率和中小学入学率均有大幅度增长，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儿童入学率达到97.1%，小学升学率超过90%，初中升学率也超过60%，最高时达到75%。文革时代，97%适龄儿童入学，90%进入初中学习，而高中入学率仍然达到60-75%情况下，等于我国超过一半以上少年进入高中学习，说明文革时代我国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文革后，我国儿童入学率逐渐下降，最低时只有90%，到1987年才超过文革时代，而小学升学率大幅度下降，到1982年下降到只有66.2%，到1995年才超过文革时代。在大量少年没有进入初中学习的情况下，我国初中升学率在文革后仍然大幅度下降，最低时只有30%，不到文革时代一半，直到2005年才超过文革末期，说明文革后很长时间内，大部分适龄青少年没有受高中教育，尤其在八十年代，使我国高中教育也变成了少数人的教育。（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

6、医疗卫生革命

　　文革前，毛泽东批判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原因就在于当时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全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毛泽东说，“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由此掀开了以农村为重点的医疗卫生革命的序幕。
　　文革期间，医疗卫生革命的重点是围绕着全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来进行的。合作医疗的模式其实在文革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医疗领域从来也是既得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要想让农村获得医疗资源的转移一直阻力重重，合作医疗也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只是在文革期间，在从根本上冲击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反应以后，农村合作医疗才得到极大的发展。
　　当时的合作医疗模式一般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社员，每人每年交一块钱的合作医疗费，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他医药费一概全免。当然，合作医疗要具有现实性，必须要有与其互相配合的多种机制的建立。这些机制就包括，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地区做到了社有公社医院，大队有卫生室，使农民真正能在家门口看病。同时从社队中选拔有志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社员，经过集中培训后，作为赤脚医生回到所在农村，在公社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基层医疗保健工作。赤脚医生并不脱产，他们仍然在所在的生产队拿工分，并参加劳动，在为乡亲看病时可以随叫随到，完全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因而医患双方的关系极为融洽。从政治上说，赤脚医生正是体现了毛所说的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能由别人代劳的问题。正如教育和文化领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力一样，医疗卫生的大权是否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同样是事关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赤脚医生本身并不脱产，他们仍然是贫下中农，但同时他们又掌握了过去完全被垄断的医疗资源，“拿锄头的手也能拿针头”，让广大农民看病不再被人卡脖子，被钱卡脖子，改变了农村长期看病难的状况，因而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前的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中几乎没有任何卫生人员，农民要想看病，要么要筹集路费长途跋涉到县城乃至省城，要么只能找乡村中流行的巫医来看病，喝符跳大神，几与等死无异。而由于缺乏卫生常识和预防措施，各种传染病的肆虐在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同时，更是让农民的预期寿命极低，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在解放以后至文革前，我国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也有所缓解。但农村医疗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是在文革时期，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些传染病的彻底根治也正是在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全面普及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赤脚医生虽然谈不上医疗技术有多么高超，但是经过针对性的培训，他们可以长期在第一线向农民普及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并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针对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进行防范，如接种疫苗，清理感染源等等。比如当时报道的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每月全大队搞一次环境卫生，改变不讲卫生的习惯；（二）注意饮食卫生，坚持喝开水，不喝冷水；（三）家家户户有厕所，做好粪便处理；（四）在发病季节到来之前，给干部、社员吃预防药，打预防针；（五）发动群众上山采药，做到家家户户有储备药；（六）成立检查组，深入生产队检查督促，定期评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3年医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在实践经验逐渐丰富以后，赤脚医生也完全可以自行处理农村中的一些常见病、高发病，即使是不能处理的较大的伤病，也可以在送往上一级医疗机构治疗之前，做一些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从而极大的争取治疗的时间。按照当时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有几年实践经验后，又再次送到院校或医院中去深造，之后再次回到实践中，如此往复，逐步提高，使不少赤脚医生的专业技能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革末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医疗队伍，1975年我国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1970年代末，甚至达到了90%以上。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世卫组织对此评价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在城市中也对原有的医疗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普及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实施将医院与原来附属的药房分离等等措施，尽量避免医疗成为从病人身上榨取利益的工具。文革期间还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全面的大幅度的药品降价。比如1969年8月的大降价，降价以后的药品价格水平，比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比一九五○年下降约百分之八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七；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五。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
　　这些举措，与修正主义路线所主张的将医疗领域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资本主义方向完全格格不入。早在1965年7月毛泽东与医务人员谈话时就说：“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1975年，反映医疗卫生革命过程及其成果的影片《春苗》上映，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可以不夸张的说，文革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中，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是最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领域，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一个领域。然而刚刚复出领导工作的邓XX在观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说这是 “极左”，然后拂袖而去。后来梁效在批邓的文章中写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竟惹得他如此暴跳如雷呢？那是因为这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田春苗这个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代新人的典型，尖锐地批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是，攻击《春苗》“极左”，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极右的立场。在他看来，岂止一部《春苗》，整个文艺革命乃至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
　　在文革十年期间，由于医疗卫生革命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婴幼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极大提高。从数量上看，文革期间人口增加近两亿；从预期寿命来看，1960年中印两国人民的预期寿命相近，仅仅只有50岁左右，都低于南韩10岁左右，但在文革时代，中国的预期寿命突然大幅度增长，很快大幅度超过印度，而且追上并超出南韩，1975年达到68岁，最多时超过南韩4岁。但到80年代，中国的预期寿命陷入停滞，有些年份还略有下降，从而被南韩逐渐赶上并超出。到现在，南韩人均寿命已经比中国多6岁多了。预期人均寿命的增长也与人口死亡率密切相关。刚解放时，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3.6-3.8%，到1964年，已经下降到1.16%，文革时代开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下降，到最低时只有0.63%，但文革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增长，到现在，已经增长到0.72%。与之相对应的是，刚解放时，我国卫生人员很少，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10人，此后增长缓慢，文革前最多的时候，也只增长到28人，但在文革期间，我国卫生工作人员猛增，1970年共有卫生人员657.2万人，每万人则有卫生人员79人，到改开前1978年，我国卫生人员总数达到788.3万人，每万人卫生人员增加到81.9人，达到了顶峰。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总数逐渐下降，到2003年只有621.7万人，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48.1人，远低于文革时代。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才重新恢复增长，但直到现在，我国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仍然低于文革时代的1970年。（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

第三部分 文革的理论误区

　　无论文革在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卓越的洞见，也无论在实践上积累了多少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财富，归根结底从它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上来看，文革是完全彻底地失败了。因此，文革在其理论上的误区是不能不加以考察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笔者仅仅只有一些很初步的想法，甚至只提出一些疑问，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谈一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这里引出了共运史上的一大理论争议，即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如果我们再看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的另一段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从这段来看，这里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应该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且所谓“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从通常字面含义来理解，也应该不太可能指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就理当是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并巩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的时期。
　　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却似乎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并且成为之后社会主义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流。列宁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都需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无阶级社会”，当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说国家彻底消亡的阶段。列宁显然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就仍然是阶级专政的国家，那么显然社会主义的国家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来中国所认同和坚持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笔者认为，这样的看似两种不同的解释，其实都是正确的，其中产生的差异，实际上在于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背景——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方案。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初步建立，但尚未建成。然而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后来列宁主义语境下的“社会主义阶段”甚至都并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阶段而存在，因为那个时期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国家了。
　　这里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英法美等国家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无产阶级革命到来时已经高度发达，体现在农村中，就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已经被资本主义消灭的差不多了，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基本体现为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例如现在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正是如此。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完成，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也极少，这些因素造成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去改变农村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局面，无产阶级只要在剥夺资产阶级后就能够迅速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而这些国家原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也占据着统治地位，不用屈从于外在经济关系的压迫。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组织生产时作为满足无产阶级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将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将更容易得到限制，因而在社会生产中消灭商品经济，向产品生产过渡的过程也相对不那么漫长。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相对更为成熟。因此，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虽然还带有很多旧社会的痕迹，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是远不如落后国家的。“革命转变时期”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固然还会随着国家的存在而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肯定是逐渐消亡的，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因此，在国家的各项职能逐渐消亡后，可能由于世界革命的任务继续存在，国家制度中最后消亡的就只是对外职能。
　　而在像中俄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呢？由于小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广泛存在，由于无产阶级的弱小和不成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端落后，社会主义只是刚刚建立，距离建成都还有很长的距离，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又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因此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极为尖锐。国家随时随地面临着是向资本主义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方向走的问题。因此，这些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格外艰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会逐渐消亡，而且还会加强。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列宁主义作为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指明道路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诠释也并没有错，它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益补充。
　　但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固然应当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队理论，是否应该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呢？这恐怕就得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历史实践的确已经证明，以革命政党即共产党的形式，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集中统一的先锋队，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期是十分必要和卓有成效的。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先锋队或共产党掌握一切大权的形式就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这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文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当权派，当然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治经济大权。但是这样一个当权派在组织上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这当然又和建国初期引进的全套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党国官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走资派都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最大危险并不来自于社会上，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这本身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理论难题，即如何区分敌我的问题。毛泽东的煌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厦，正是从告诉人们如何区分敌我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始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也极端重视研究如何界定和划分社会阶级，来分别区分出敌我友，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整个革命的政策。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一问题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党员首先在形式上就必须认可他是同志，其次他手上的权力，又是党所赋予他的，通过经典意义上的占有生产资料多少的方式来区分阶级，显然已经变得不可能，党内资产阶级究竟指的是谁呢？这只好用某个人过去所秉持的观点和所赞同的道路来加以判断，这必然是极不可靠的。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就将走资派定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也就完全表明这是一种敌我矛盾，但是随着文革的进行，随着发现完全抛开过去的官僚集团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尽量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毛泽东又开始说“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同志”，这样一来，敌我矛盾又变成了一种内部矛盾，因为走资派仅仅变成了一种错误。只要这些人能够检讨自己，转变观点，他们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乃至继续参与国家的领导工作。但是，人的观点既然可以变成这样，也就可以变成那样，可以是真心的改变，也可以是违心的，欺骗性的改变。邓XX不就通过写了几次检讨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么？新的走资派在不利形势下只要暂时隐瞒自己的观点，乃至装出革命的姿态，不是仍然可以不断发展壮大，乃至像华XX一样成为接班人么？
　　因此，文革后期，虽然文革派力图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来解释走资派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在一个共产党内，准确的区分敌我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要肃清党内的敌人，也只能是通过肃反、抢救这样的形式来进行，除了宁可冤枉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以外，也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建国以后，这样的方式更加不可行了，所以毋宁说，在列宁的先锋队治国模式下，这一理论问题是无解的。
　　其次，文革虽然创造了大量群众直接民主的形式，但归根结底，国家的一切资源和权力仍然牢牢的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掌握在党中央的手中。所以毛泽东自己清楚的知道，真正的危险不在地方，而在中央。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可以说全国一下子就会变色了。而文革在史实和直接意义上是如何失败的呢？正是因为元老派和中间派联合在中央发动了一场政变，整整十年的大革命就戛然而止了嘛。毛泽东虽然生前号召，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起来造反，可哪个地方又能够拥有这样的判断力、资源实力和号召力呢？更何况，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体制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央，而是层层掌控，地方上的走资派同样可以通过类似的办法来掌握政权。在文革失败以前，绝大多数地方政权就早已不在革命左派手中了。由此可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列宁式先锋队体制，给走资派复辟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其从根本上不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晚年对这样一套党国官僚体制是产生了怀疑的，对于“先锋队”的蜕化变质是充满了忧虑。但是他没有机会再从理论上澄清这一问题。而毛泽东虽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继续革命”这个层面上极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解，却始终固守旧有的权威理论。文革初期，他号召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重建政权组织，可是当一月革命胜利，上海公社建立以后，他很快就从固有的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的角度产生了疑虑，他在接见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时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
　　“总得有个党吧！”这句话集中的体现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局限性。但事实上，只要有党国体制的存在，其与巴黎公社的原则就是不可能相容的。因为在党国官僚体制下，事实上是自上而下的任命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及其机关都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权力层层向上集中。文革只是通过革命委员会部分增加了群众监督这一环节，但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普遍选举，在当时就已经被宣告为是不可能的。夏尔·贝特兰曾经评论说，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我已经提到关于放弃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选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实际上，毛所提出来（上海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党的问题。……他问道：“我们是否还需要党了”然后他回答说：“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在苏联，尽管党的各级代表会议还能够选举自己的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实际上是受某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人所控制的，而这些人的任命是由中央行政机关内定的。……组织结构因而逐渐变成这样：基层组织通过的决议是次要的，重要的决议得由上级机关作出，所以省委书记越来越经常地由中央任命，而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权力也迅速增长。省委书记不再隶属于党的代表会议和委员会；相反，正是这些组织的成员逐渐隶属于省委书记，并通过他隶属于中央的行政机关了。党的行政机关的结构本身也是照搬国家行政机关的结构；特别是在级别和薪金方面，如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样，分成了五个等级。……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行政机关的一个新的部门，不但不去监督它，反而成了它手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自1921年起，列宁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批评“官僚主义”的出现时，是用这个词来指使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的领导集团处于相对自治地位的那一套实践和关系的。当时，只是处于这些实践发展的初期，随着这些实践逐渐巩固，就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并使政权落到领导集团手中；随着领导集团掌握了所有的或主要的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分工）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这个领导集团就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而如果我们真的要遵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就应当发现，巴黎公社甚至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党。巴黎公社按照普遍选举的原则组成自己的各个机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撤换，且只领取与工人相当的薪资。这便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贝特兰对此也指出，列宁特别记住了恩格斯于1875年3月致倍倍尔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写道：“……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第三，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并不等于国家所有，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会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但首先，这里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其次，国家应当逐渐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社会——即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贝特兰指出，尽管《国家与革命》反对国家主义—并且尽管列宁提醒说，他之所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正是为了避免把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与建设社会主义两者混淆起来。恩格斯多年致力于使群众和党员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的反对国家主义的论点。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他很晚才得到德国党的领导人的同意。稍后，他又设法删掉了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中重新提出的国家主义观点。被通过的草案声明社会民主党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国家社会主义”是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因此，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靠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的官僚体制来领导国家，本身与这个方向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列宁也多次强调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国有化，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他指出，向社会化过渡，要求对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监督，并由社会控制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他还指出，这种统计、监督和对社会的使用都只有当劳动人民自己来做时才能真正地存在。（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
　　第四，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和马恩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权组织形式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完全不是一种共产党掌握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相反是赞成一种，高度地方自治的，以公社联合体为形态的新国家政权形式，这从以下一些文献便可见一斑：
　　法国的法律从来没有满足过巴黎，也没有满足过外省各城市及乡村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管理的要求，而独立和自由管理乃是使共和国过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共和国得到巩固和进步的条件。从头一天起就可以看出，参加3月18日革命的人是为了争取并保障将来法国一切公社的这种独立……公社对中央政权可以有权这样行动，因为中央政权在削减职权以后只能是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和保护者。（《公报》关于1871年3月18日革命性质和巴黎公社任务的论文）
　　巴黎要争取的是什么呢？……保证每一公社拥有全部权利，保证每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劳动者在法国全境实行公社的充分自治，这种自治将能发挥他的全部能力和志趣。巴黎公社的自治应只限于以条约和它联合的其他一切公社的同等的自治；各公社的联合应可保证法国的统一。（公社《告法国人民书》）
　　恩格斯绝对不像……从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
　　“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国家与革命》）
　　由此可见，先锋队式的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对这一体制进行触动，是造成其不能实现自己使命的一个重大原因。那么，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取消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集中领导，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呢？既然这里首先涉及到政党和国家的问题，那么自然产生了两种选择，也就是无党制和多党制。这两种形式究竟何种更符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需要，笔者在此并没有定论
　　无党制事实上就是巴黎公社的体制，但巴黎公社内部事实上也存在各种不同工人派别，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甚至都不占主流。而且它的实行范围，也只在于一个城市公社内部，当若干个公社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后，是否从地方、到省、到中央一级仍然坚决地实行无党制，这是需要实践来加以回答的。因为在地方公社中，可以实行普遍的直接选举，但到中央一级的政权组织中，必然要实行间接的选举，在选民对候选人缺乏具体了解的情况下，似乎由政党来提出自己的政纲并以此来角逐选举更加现实。这也就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多党制政体的可能性。过去有反驳的观点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应当实行多党制。但我们稍加注意就能发现，资产阶级本身在根本利益上也是一致的，然而既然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之间可以互有内部冲突，怎么能设想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之间就是完全一致的呢？事实上，从我们前文分析过的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实践就已经看到，即使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和不同的诉求。他们对于国家发展政策的见解也不尽一致。文革期间各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妥协和折冲，事实上已经自发形成了多党制的雏形和现实性。只要各工人阶级政党承认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宪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么，实行某种形式的多党制就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在取消了党国体制那样的自上而下任命、内定干部的形式以后，文革当中所创造的各种群众直接民主的形式才能够给自己开辟现实的道路。除了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普遍选举外，还应当实行选举和轮换相结合的制度。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过选举制度的局限性，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人人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必须要实行各种级别中的轮换制，使之与普遍选举相结合起来，以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同时毛泽东时期那种要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牺牲个人自由的文化和组织制度，同样是应当加以批判的理论误区。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自由民主，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扬弃。要创造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体，要创造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就应当对个人的各种自由进行充分的保障。哪怕某个人有反革命的言论，只要他不采取反革命的破坏行动，那么社会也不会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强制行动，对他反革命的言论，应当组织批判和反击，应当由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交由群众自己来辨别和认识，以言论对付言论，以行动对付行动。
　　最后，毛泽东之所以不太赞成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而要坚持中央集权，除了对先锋队理论的坚持以外，还在于他熟读中国历史，深知中国凡是中央无权的历史时期，必然是地方上贵族士绅豪强土皇帝鱼肉百姓最厉害的时期。但是，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根本上还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训练，阶级意识，和直接民主经验的逐渐累积，另一方面，党国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系统，被人俗称为条条和块块。比如一个生产企业，它在技术上属于上一级的专业管理局所指导，即由条条指导，但是在组织上、人事上、财政上是由块块，也就是其所属的上级党委所领导。事实上，条条除了专业指导外，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真正的政治经济大权，仍然是掌握在各级党委手中。走资派要想复辟，必须同时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为了防止各级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被新产生的走资派全部掌握，应当完全打破块块，实行政治管理权力和经济管理权力的分立模式。政治管理组织的组成方式前面已有谈及，经济管理组织，其基层单位首先是各个生产单位。各个生产单位首先也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巴黎公社时期报请公社批准的卢浮兵工厂章程的摘录，便可对其中的基本原则有所了解：
　　《卢浮兵工厂章程》
　　第一条 本厂由公社代表领导。领导本厂的代表由工人大会选出，在代表明显不称职时，可随时予以撤换。
　　第二条 厂长与工长均由工人大会选出；他们亦同公社代表一样，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证明他们不称职，可予以撤换。
　　第六条 委员会应按规定于每日下午五时举行会议，以讨论次日工作，并听取领导工厂的代表、厂长、工长和工人代表所做的工作报告与建议。
　　第七条 委员会由领导工厂的代表、厂长、工长和每个工段各自选出一名工人代表组成。
　　第八条 工人代表每两周更换一次；每星期轮流更换半数代表。
　　第九条 工人代表在会后应把委员会会议情况向工人们汇报；他们是工人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因此应把委托人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委员会。
　　第十条 在平时，由一位工人代表提议，经大多数同意，工人代表可以召开委员会会议；如果工长、厂长或经理拒绝开会，工人代表有权向全厂工人提议召开会议。
　　第十一条 为了维护公社的利益，组成监督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有权了解工厂的一切内外业务，在工人代表认为必要时，则应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账册文据以备审核。
　　第十四条 解雇工人，必须根据厂长报告，经委员会作出决定，方能进行……
　　签字：卢浮兵工厂一百零四名工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
　　在生产单位的上一级，会有领导经济计划的产业管理局和计划委员会。这些单位同样应当由其下属企业的工人阶级普遍选举产生，并实行工人、专家、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一直上溯至中央国家机关，也同样实行政治管理权和经济管理权的分立。如果大体以目前中国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来说，外交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安全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防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大体属于政治管理部门，而农业部、人民银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商务部、审计署等则属于经济管理部门。两大权力系统之间应当建立协调和互相制约的机制，但条条之间互不隶属。同时，还应当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在基层中广泛地建立和发展工人武装，逐步地、有条件地废除常备军制度。
　　以上这些，都是文革从理论上所根本不能解决或者错误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记取的教训。但笔者的上述设想同样也是非常初步和不完善的，例如与世界革命有关的部分就还未能过多阐述和考察，这些都不但有待于更多人的思考和探索，而且也有待于从未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去进一步检验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