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语言学（linguistics），顾名思义，是研究语言的科学。
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在古代就出现了语文学（filology），这是对语言的系统研究的开始。例如，中国的语文学围绕汉字进行，称为“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区别在于，语文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解读古典文献，而非探究语言本身的规律，其关注的重点是古典文献所反映的古代思想和文化。

语言学研究具有形式和功能的双重视角。形式主义（formalism）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关注语言的内部结构；功能主义（funcionalism）则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关注语言在交流中的功能。
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是如今形式语言学中的主流，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提出，其核心观点为：

人类习得与发展语言的能力是先天的。
存在一套由一系列原则构成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UG），所有人类语言都共享这一套语法原则。
特定参数的不同导致了各种语言的具体语法不同。例如，英语的语序为SVO，日语的语序为SOV，这就是语序参数的不同；西班牙语可以省略主语，英语不能省略主语，这就是主语显现参数的不同。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就是在普遍语法的基础上设定参数的过程。

功能语言学的代表人物有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1925—2018）、Simon Dik（1940—1995）等，其主张：

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交流，交流功能先于形式结构。
语言是语用驱动的，词汇和语法的选择都依赖于语境和交流的功能。
意义受到语用制约，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语境。
语言的普遍性源于功能而非形式。

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 linguistics），也称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研究的是语言的一般规律，主要从语法、语音、音系、语义四个层次来研究。其中，语法指狭义上的形态（即词法）和句法，而广义上音系和语义也可以算作语法的范畴。语法（grammar）是语言单位的结构和意义的规律：音系是不同区别特征的音位组合成词的规则，形态是语素组合成词的规则，句法是词组合成短语、短语组合成句子的规则，语义是指派意义的规则。能说某种语言的人必然掌握了这种语言的语法。对一种语言的说话者的语法规则的描写就是描写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描写语法并不要求说话者应该怎么说话，而是解释为什么说话者能够说话并理解别人说的话，将说话者对自己语言的规则描写下来。与之相对，许多语法学家通过编撰规范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试图规范而不是描写语法规则，规范语法的目的不是描写说话者所知道的规则，而是要求说话者应该遵循什么规则。教学语法也是规范语法的一种。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任何语法都同等复杂、同等具有逻辑性，没有一种语言比其它语言更加优越。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提出了共时和历时两个视角：共时（syncronic）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点，而历时（diacronic）语言学研究语言在历史不同时期的演变。Moreno Cabrera（1956—）区分了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理论视角关注语法这种抽象的理论工具，研究为了描述和解释语言而构建的理论系统，属于元理论层面；实践视角则关注具体的语言，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研究其共性和差异，属于理论层面。
语言学除了关注语言本身的结构性质和发展规律，同时也要探究语言与其环境的关系，关注其在社会、心理、地理、政治等环境中的表现。由此，我们还可以将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现象二分为语言和言语，并区分了语言能力（“言语机能”）：

语言能力（langage）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能力。动物是否具有语言能力尚有争议，但由于动物缺乏发出复杂语音的能力，人类语言的复杂性显著区别于动物。
语言（langue）是一种社会产物，是使得语言能力得以实现的社会规范。例如，英语、西班牙语等具体的语言都属于不同的社会产物。语言能力是人类先天所具有的，而语言是在社会中习得的。语言能力不能独立运行，而必须在社会中通过语言实现，语言为语言能力提供了一定的一致性。因此，语言学研究应当优先关注语言。
言语（parole）是一种个体行为，是语言的具体实现。说话者将语言中不同的元素组合起来用于表达思想，并通过心理—物理机制将这些组合外化。乔姆斯基进一步指出，语言学研究应当关注理想说话者—听话者，也就是从所有的个体言语中抽象出所有说话者的共性，由此获得所有说话者共有的语法知识。

Eugenio Coșeriu（1921—2002）在索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规范（norm）的概念。规范介于社会的语言和个体的言语之间，是社会中一部分说话者语言特征的集合。一种语言可以有多种规范，同时规范会随时间（diacronic）、空间（diatopic）、社会阶层（diastratic）、语境（diaphasic）以及个体差异而改变，从而形成不同的语言变体。此外，Coseriu从不同的语言中提取出共性，提出了类型（type）的概念。例如，印欧语言因为具有许多共同特点被归纳为印欧类型，其下又有日耳曼子类型等子类型（subtype）。

根据George Yule（1947—），口语约出现于5万年前，书面语约出现于5000年前。在《圣经》中，亚当（Adam）被神赋予了命名万物的权力，从此有了语言；在印度神话中，则是辩才天女（Saraswati）创造了语言。然而，抛开神话，语言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历史上有过多次语言剥夺实验，统治者为了寻找语言的起源而将婴儿与外界的语言隔离，实验结果是这些婴儿都没有学会说话，说明语言的产生离不开社会接触。19世纪，人们认为语言是通过对自然声音的模仿而产生的。如今，适应假说认为，语言随着声道和耳朵等人类生理特征的进化而产生；遗传假说认为，语言能力存在于基因中，乔姆斯基便支持这一假说，认为语言能力的产生来自于人类的一次基因突变。

语言

我们可以从形式和功能两大视角来看待语言（language）。

作为形式的语言

作为形式的语言，就是符号系统。William D. Whitney（1827—1894）将语言定义为由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组成的系统，索绪尔则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进一步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规范，同时语言符号又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体现出了任意性。
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符号包括两部分：能指（signifier），即语音形式；所指（signified），即概念。能指和所指不可分离，二者结合才构成符号（sign）。符号具有两大性质：

任意性：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它们没有必然联系，而仅仅是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词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一些词的发音与其意义之间存在关联，例如拟声词和感叹词。但是即便如此，不同语言对同一声音的拟声词以及感叹词也有差异。
线性：语言符号是一维序列，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André Martinet（1908—1999）提出，语言只能是人类的，所谓“动物语言”仅仅是一种比喻。“动物语言”总是相似不变的，而人类语言的区别于动物的复杂性源于其可分解性。由此，Martinet提出了语言的二重结构（double articulation）：

第一结构：语言可以分解为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即语素。语素同时具有语音形式和意义。
第二结构：语素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没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即音素。
第二结构确保了语言的稳定性：如果第一结构不能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那么一个词与其发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难以保持一致，进而导致语言不稳定。例如，假设“猫”这个词只有一个整体发音，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语音单位，如果发音稍有差异，就无法保证所有人理解同一个词。第二结构也确保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因为音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可以自由地出现在任意词中。

作为功能的语言

作为功能的语言，为了用于交流，需要遵循三条功能性原则：

象征性：语言可以用于指称说话者所处现实不同的事物和概念，例如谈论过去、未来乃至虚构的事物
经济性：通过二重结构，语言可以通过有限的单位和有限的规则组合出无限的表达，从而克服了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限制
创造性：语言使用者能够创造和理解从未出现过的新表达

Charles F. Hockett（1916—2000）在区分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时，提出了语言的13个设计特征（design feature）：

声—听通道（vocal–auditory channel）：语言通过声音的发出和听觉的接受进行传递
扩散传播与定向接收（broadcast transmission and directional reception）：语言通过声音向各个方向传播，但听话者能够判断声音来源的方向
短暂性（transitorness）：语言的声音非常短暂
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即说话者可以说出任何听到的信息
反馈性（feedback）：说话者可以听到并实时调整自己说的话
专门性（specialization）：说话具有交流的目的，而非单纯的生理现象
语义性（semanticity）：语言具有意义，即特定的语音形式与意义相对应
任意性（arbitrariness）：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离散性（discreteness）：语言由可分解的离散单位组成
移位性（displacement）：象征性的体现，语言使用者可以谈论过去、未来乃至虚构的事物
能产性（productivity）：创造性的体现，语言使用者能够创造和理解从未出现过的新表达
文化传递性（cultural transmission）：语言不是先天的，而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
二重性（duality）：即语言的二重结构

Karl Bühler（1879—1963）从交流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功能：

指称（referential）功能：传递客观信息
情感（emotive）功能：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或态度
意动（conative）功能：影响听话者的行为或态度

Roman Jakobson（1896—1982）则在Bühler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三大功能：

诗性（poetic）功能：关注语言本身的美
寒暄（phatic）功能：建立、维持或结束交流
元语言（metalingual）功能：谈论语言自身

语言习得

母语习得

人类的语言习得具有普遍性，无论成长环境如何，儿童总能以极快的速度掌握复杂的词汇与语法系统，这支持了乔姆斯基的理论。不过，尽管儿童具有语言习得的先天能力，但需要满足两项基本条件：

儿童必须在最初几年接触语言。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认为，人类的语言习得存在一个关键期，即生命的最初几年。在关键期内，语言习得的能力将随着语言输入得到发展；如果在关键期后才进行语言输入，绝大多数人将再也无法习得语言。
在这一阶段，成人通常会对儿童使用一种的特殊的说话方式，称为儿童导向语（儿向语，child-directed speech, CDS）。这种说话方式一般语速更慢，语调夸张，经常重复，频繁使用拟声词、指小词等。儿向语可能有助于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但对其语言习得并无重要影响。即使成人不对儿童使用儿向语，儿童依然能以同样的方式习得语言。
儿童必须生理健康，大脑的语言相关区域没有受损。

儿童的语言习得通常经历以下阶段：

儿童先天具有区分语言刺激的能力，对语音信息高度敏感。从出生起，儿童就能对语言中的语音对立作出反应，即使这种对立在其母语中并不构成音位对立。
大约6个月时，儿童开始牙牙学语，进入咿呀语（babbling）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发展语音。前期，咿呀语主要是重复的辅音—元音串，例如baba、mama等，后期则会变化更多。儿童的咿呀语会不断调节，逐渐接近其母语。初期，儿童会发出一些母语中没有的音，但逐渐会只发出其母语中存在的语音，咿呀语也开始听上去像词。
大约1岁时，儿童开始说出词语，进入独词句（one-word）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能说出仅由一个词组成的句子。
大约2岁时，儿童开始将两个词语组合成句，进入双词句（two-word）阶段。儿童开始发展句法。随后，儿童能够将多个实词组成成句，进入电报式言语（telegraphic speech）阶段。电报式言语反驳了儿童通过模仿习得语言的观点，因为成人在对儿童说话时并不会省略虚词，即使使用的是儿向语。大约3岁时，儿童能够使用虚词，开始说出结构复杂的句子。
儿童句法能力的发展尤其体现在疑问句和否定句的生成上。例如，对于习得英语的儿童，在电报式言语阶段，他们并不会使用助动词和移位，但已经能够通过上升语调和在句首使用wh-疑问词来构造疑问句以及使用no来构造否定句；在习得助动词的过程中，儿童同时也会习得移位规则，构造出正确的疑问句，并使用don’t、can’t等构造出正确的否定句。
大约在2岁半时，儿童也开始发展形态。儿童能够习得屈折形态变化，并保持语法一致和区分格标记。在形态的习得中，儿童往往会发生过度概括的现象，将正常的形态规则应用到不规则的形态变化上，例如儿童可能会说bringed、goed、runned或foots、mouses、sheeps等。
从说出词语开始，儿童也开始发展语义。而进入双词句阶段后，这些句子不仅仅表达句法关系，同时也在表达语义关系。在语义的习得中，儿童往往会发生过度扩展的现象，将一个词的词义扩展到其它相似的对象上，因为一个词所指称的对象是难以界定的。例如，儿童在看到一只狗时听到了dog这个词，于是将dog与这只狗联系起来，但是儿童并没有办法确定dog能否指称与这只狗差别很大的其它种类的狗，也无法确定dog能否指称牛、羊等其它有四只脚的动物，那么，儿童就可能将dog的词义扩展到所有有四只脚的动物。此外，儿童在上义词和下义词之间，倾向于选择中等程度的词语。例如，儿童在“动物”“鸟”“金丝雀”这三个词之间，往往会选择“鸟”这个词。大约5岁时，儿童能够掌握反义词的使用。

二语习得

在习得母语后，我们往往还能习得另一种语言。已经习得母语（L1）的成人或儿童习得第二语言（L2）或更多语言的过程称为二语习得（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LA）。有些儿童会同时习得两种母语，这个过程称为双语习得（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FLA），双语习得的过程和单语习得的过程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双语儿童会同时发展两套词汇与语法系统。
首先应区分L2的习得与学习：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自然地发展非母语交流能力的过程，侧重于语言的功能；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则是有意识地积累词汇与语法等语言知识的过程，侧重于语言的形式。传统教学更强调学习的方法，教授学生语言知识，但因此在交流上存在不足。二语习得实际上是习得和学习两种方法的结合。

像L1一样掌握L2是十分困难的。L2者在学习时，学习时间有限，往往也缺乏与L1者持续的直接接触；即使采用习得的方法，依然难以达到L1者的水平，不过书面语似乎比口语更容易达到较高水平。
L2的习得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年龄越小越容易习得L2。因此，二语习得也存在关键期假说。青春期前可能是二语习得的关键期，语言习得的先天能力会在青春期后趋于饱和。不过，与母语习得的关键期不同，成人仍然能够习得L2，而且相对来说成人拥有更好的对语法规则的分析能力。
此外，二语习得还会受到其它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例如害羞、缺乏对外语文化的认同、教材枯燥、教学方法单调以及时间和环境的限制都不利于二语习得。

L2教学存在多种方法：

语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教授学生语法，并要求学生在L2和母语之间翻译句子和文章，教师通常以母语授课，学生需要完成大量语法与词汇练习，这是传统教学中最常见的方法
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重视听力和口语，以对话和大量的模仿练习来教学
交际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以意义为中心，鼓励学生使用L2交流

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L2习得的过程会受到L1的影响，这种影响称为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
语言迁移在音系上表现显著。L2者通常会有口音，这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将L1的音系规则迁移到了L2上。例如，日语母语者在学习英语时往往不区分[r]和[l]，因为这两者在日语中不构成音位对立；西班牙语母语者在学习英语时则会在词首的辅音丛前添加元音，如将school发成[əskuːl]、将snob发成[əsnɒb]。
语言迁移也存在于形态和句法中。例如，学习英语的西班牙语母语者可能会将英语的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因为西班牙语的语法如此。
语言迁移在语义上的体现则是假朋友（false friend），即写法或发音相近但含义截然不同的词语。例如，英语的actually意为“其实”，但西班牙语的actualmente意为“现在”。
语言迁移往往是负迁移，导致L2者使用语言时容易犯错。但语言迁移同样可以是正迁移，音系、形态、句法、语义的相似都有利于L2者通过L1更容易地学习L2。例如，同源词可以经常让L2者猜出词语的含义。

心理语言学提供了多种关于语言习得的心理机制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强调重复和记忆的重要性，因此试图以听说法来取代传统教学。40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ism）兴起后，听说法进一步得到了推广。行为主义将语言视作一种行为，即对刺激产生的反应，认为儿童是通过模仿、强化、类推等过程习得语言的。50年代，双语能力被区分为复合型双语（compound bilingualism）和协调型双语（coordinate bilingualism）：前者的两种语言共享同一个心理概念系统，对应双语习得；后者的两种语言则各自拥有独立的心理概念系统，对应二语习得。60年代，乔姆斯基批判了行为主义和听说法之后，提出了一套颠覆性的理论。乔姆斯基在理论中提出了语言能力与语言表现的对立：

能力（competence）是说话者对于语法规则的内在知识，这种知识是一种先天能力。
Dell Hymes（1927—2009）进一步将语言能力扩展到语用等领域，称为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除语法能力外，交际能力还包括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分别指掌握语言结构和规则的能力、在不同语境中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的能力、在交际中解决问题和维持交流的能力。交际能力解释了二语习得的三个动机：社会动机、工具动机、融入动机。同时，交际能力成为教学中交际法的基础理论之一。
表现（performance）是说话者使用语言的外在行为，也就是将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的过程。
此后，语言能力被视为认知能力的一部分，研究重心也转向了语言在真实情景下的使用，即语言表现。

80年代后，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计算模型被提出。联结主义与行为主义一样强调类推和强化的作用，但联结主义模型中不存在语法规则。语言知识——例如英语的过去时——是由不同音系形式（如play–played、dance–danced、drink–drank）之间类似神经元的一组连接来表征的。反复输入言语中特定的一组动词，模拟类似规则的行为，就会强化两者之间的连接。根据动词之间的相似性，模型就能输出没有输入过的过去时形式，例如从dance–danced类推出prance–pranced，从drink–drank类推出sink–sank。联结主义成功催生了大语言模型的诞生，但对于现实中儿童的语言习得仍然缺乏解释力。

语言的分类

参考书目

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11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 《语言引论》，第八版，王大惟、朱晓农、周晓康、陈敏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Adrian Akmajian, Ann K. Farmer, Lee Bickmore, Richard A. Demers, Robert M. Harnish.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7th Edition. MIT Press
- 《语言学：语言与交流导论》，第五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M. Victoria Escandell Vidal (coord.). Invitación a La Lingüística, 1ª Edición.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Ramón Areces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